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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性简史

伯克利—伯克利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最近在里斯本发表了关于不平等性的讲话。这番讲话体现了作为经济理论学者的优点之一。和我一样,艾肯格林欣然接受每一种状态的复杂性,避免为了追求概念的明晰性而过度简化。这一倾向是因为想要比通过简单的模型所能了解的程度更多地解释世界。

对艾肯格林来说,在不平等性这个话题上,他发现在过去250年中有六大主要(first-order)过程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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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1750年到1850年间英国收入分配的扩大,英国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收益流向了城市和乡村中产阶级,而不是城市和乡村穷人。

其次,1750年到1975年间,收入分配在全球也呈现出扩大之势,一些地区实现了来自工业和后工业科技的收益,而另一些地区没有。比如,1800年,美国购买力平价两倍于中国;到1975年,已是中国的30倍。

第三个过程被称为第一全球化时代,即1850年到1914年全球北方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趋同期。其间,5,000万人离开拥挤的农业欧洲,寻找资源丰富的新居所。他们将制度、科技和资本带到了新的定居地,欧洲和这些新经济体的工资差异从100%左右下降到25%。

这大体上和1870年到1914年间的镀金时代重合,全球北方呈现出国内不平等性加剧,因为企业家精神、工业化和金融操纵将新收益大多引向了最富裕家庭。

镀金时代的不平等性在全球北方的社会民主时期,即1930年到1980年间大幅扭转,其间对富人课税的增加帮助支付了政府福利和计划。但随后的最后阶段把我们带到了现在,经济政策选择在此导致全球北方收益分配的扩大,进入了一个新镀金时代

艾肯格林的影响不平等性的六大过程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想在加上六个过程。

首先,一些地区绝对贫困顽固地存在着,尽管自1980年以来取得了了不起的总体减贫工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阿南亚·罗伊(Ananya Roy)指出,绝对贫困人群被剥夺了机会和改变地位的途径。他们缺少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即自我实现的禀赋,以及“消极自由”,即在行动路径中避免障碍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讲,不平等性不但是财富分配不公,也是自由分配不公。

其次是十九世纪世界诸多地区废除奴隶制,随之而来的是第三个过程,即全球等级限制——种族、民族、性别等——随时间而放松,就连一些富有之人也因为这些限制而失去了使用机会。

第四个过程包括中国最近高增长的两代人和印度高增长的一代人,他们是1975年以来全球财富趋同的重要支撑因素。

第五个过程是复利动态,它通过有利的政治安排让富人在不实际创造任何新财富的情况下从经济中获利。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观察到,这一过程可能在我们的过去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必定会在我们的未来起到更大的作用。

现在,我为何要从认识经济理论的复杂性开始应该已经相当清楚了。这一复杂性意味着任何对我们的政治经济的调整都应该基于可靠的社会科学,并由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民选领导人来引导。

强调复杂性让我来到了影响不平等性的最后一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民粹主义动员。民主国家很容易发生民粹主义起义,特别是当不平等性加剧的时候。但这类起义的历史记录应该让我们停下来。

在法国,民粹主义动员在第三共和国期间产生了一位皇帝——拿破仑三世,他在1851年领导了一场政变——并颠覆了民选政府。在美国,民粹主义动员是歧视移民和合法种族隔离时代得以维持的基础。

在中欧,民粹主义动员推动了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征服。在苏联,民粹主义动员帮助列宁巩固了权力,其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只有纳粹恐怖方有过之,而纳粹掌权也是凭借民粹主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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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民粹主义不平等性应对政策较少,但它们显然应该得到提及。在一些例子中,民粹主义帮助扩大了特许权;带来了累进所得税和社会保险;构建了实体和人力资本;开放了经济;让充分就业成为重点;并鼓励了移民。

历史教导我们,后面那几种不平等性的应对之道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不幸的是——并且在过度简化的风险之下——我们常常不能汲取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