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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全球化的代价

布鲁塞尔—在全世界金融精英汇聚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之际,他们面临一个无法规避的呼声:扭转全球化的撤退。这个呼声说,贸易萎靡一定是一个不利趋势,必须予以纠正。但这个观点过于简单。

问题在于对是什么推动了过去几十年的贸易增长认识不足。平心而论,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当前的贸易减速。IMF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用整整一章篇幅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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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发现新的重大贸易壁垒。相反,IMF声称,贸易增长放缓有四分之三要归因于“经济活动总体萎靡”,特别是投资。IMF还认为,“贸易自由化速度的减缓以及最近保护主义的抬头”也是贸易增长放缓的原因,尽管未进行量化分析。

但是,尽管IMF的报告并未对推动当前趋势的因素形成明确的认识,但它仍然要求采取行动重振“贸易和增长的良性循环”。显然,对贸易的信念相当强大。

但信念正是问题的一部分。盲目信仰全球化导致过犹不及,形成了对贸易自由化的不切实际期望。但这些期望落空时,许多人就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并拒绝接受自由贸易。

这并不是说没有实证证据支持贸易自由化。消除贸易壁垒让各国开始专注于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这带来了更高的增长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二战后兴起的打破高贸易壁垒的过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但这些进展最终逐步消亡了。经济理论认为,随着壁垒的越来越低,来自降低贸易壁垒的好处会下降得更快。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当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已经降低到很低水平时,贸易自由化的传统好处基本已经告竭,这本不足为奇。取消仍然存在的小壁垒无法带来很大的影响。

确实形成了影响的是长达二十年的大宗商品价格牛市。高价让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增加了进口,并采取了促增长的国内政策——从而助全球增长一臂之力。此外,由于大宗商品占了世界贸易相当大的比重,其价格上涨也推高了总贸易量。

大部分经济学家和政客没有认识到大宗商品价格在21世纪初对贸易和增长的提升作用,而是将上涨趋势归功于贸易自由化政策。如此,他们强化了“超级全球化”让所有人都获益巨大的概念。

但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推动的增长和取消贸易壁垒所产生的增长不同,它造成进口大宗商品的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下降,因为工人的购买力下降了。没有政客敢指出这一区别。因此,当发达国家工人在经济上饱受挤压时,他们认定问题出在全球化。

大宗商品对发达国家工人最近日子不好过的现象的作用体现在美国和欧洲的不同经历上。由于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主要由自己生产,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对总体经济的影响不如欧洲那么大。

但是,对工人个体来说,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在美国比欧洲更大——因为欧洲营业税很高,这意味着即使原油价格翻番,加油站涨价幅度也十分有限。只有石油生产商以及该部门的少数工人从美国油价上涨中获益。

所有这些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逐步生效几乎同时发生。尽管大部分研究表明因NAFTA所导致的就业损失十分有限,但时间上的巧合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自由贸易——以及更广义的全球化——对美国工人不公平。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房屋价值的破灭,而房屋价值又是让美国工人自感富裕的关键,于是,美国工人真正感受到了现状的压力。这导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煽动家通过承诺用保护主义带来繁荣而赢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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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误解了近几十年来超常增长的原因,过度吹捧了全球化。考虑到他们的承诺——不管是明确的承诺还是隐含的承诺——与许多工人实际经历之间的鸿沟时,当前对开放的抨击根本不足为奇。

但这是好消息:如果贸易量的下降是拜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所赐,那么它将主要有利于发达国家工人。也许这已足以缓解对不必要的新贸易壁垒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