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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焦虑

芝加哥—美国已经到了其一半的人口都被描述为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疾病的地步。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6750万人—服用过抗抑郁药物。

这些让人大跌眼镜的数据引发了广泛的,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主题是人们是否因为一些甚至不是精神疾患的毛病过量服用了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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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40%的患者的病情达不到大夫或心理医生所诊断的程度,但在美国每年会开出2亿张治疗抑郁和焦虑的处方。

那些捍卫广泛使用处方药的人坚持认为美国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治疗不足的,言下之意就是用药不足。而那些反对如此普遍使用药物的人则特别指出狂躁抑郁症的诊断率爆增了40倍,没有过度诊断也就不可能有过度用药。

为了帮助化解这一长期的争论,我对在过去几十年里被确认的精神疾病数量大幅增加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在1980年,《精神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第三版( DSM-III )中新增了112种疾病。在其修订版(1987)和第四版(1994)中共又增加了58种。

该书的总印数超过了100万册,被看作美国精神病学的圣经;当然它的章节和片断还在学校、监狱、法庭以及被世界各地的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引用。哪怕每增加一条新的诊断规则都会产生严重的实际后果。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该书在1980年新增加了这么多的规则呢?

在向美国心理协会请求数次之后,我才被允许能够完全接触到1973至1979年之间的数百件备忘录、信件甚至投票。而这段时期正好是 DSM-III 工作小组就新的和现有的疾病进行讨论的阶段。有的工作是细致而值得称道的。但总体的批准流程确却是随意性有余而科学性不足。

DSM-III 是在被很多参与者描绘为混乱的一次次会议中渐露真容的。一位观察者后来指出工作小组所参考的少量研究“真是一锅大杂烩—分散、相互矛盾并且模糊不清。”而该小组的兴趣和专长仅限于精神病学的一个分支:神经精神病学。这个小组成立4年之后其成员们才意识到这种片面性可能会造成偏见。

难以置信的是,有些疾病的症状清单只用了几分钟就确定了。用以确认其全面程度的临床研究有时仅包括提出这一新病的医生对一个病例的评估。专家们被催促对很多新的疾病进行确认。其中甚至有“慢性无明显特征不快乐症”和“慢性抱怨症”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种类,其主要特点包括对税收、天气和甚至体育比赛结果的叨念。

社交恐惧症(后被称作“社交焦虑症”)就是在1980年所确认的7种新的精神疾病之一。起初我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到了1990年代,专家们称之为“近十年最大的精神疾病”,并坚持认为有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罹患此病。

然而整个事情的过程其实更加复杂。首先,在1960年代最早发现社交焦虑的专家(伦敦的Isaac Marks,一位在恐惧和惊恐疾病方面的著名专家)就坚决反对将其作为一种专门的病种列入 DSM-III 。一些与该症相关的寻常行为让他迟疑了:害怕在餐馆独自用餐、避免使用公厕和担心颤抖的手。当经过人员调整的工作小组在1987年将讨厌在公众场合发言作为一种症状之后,这种疾病似乎可以涵盖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了。

为了避免给人以将普通恐惧变成疾病的印象, DSM 的第四版特别增加了一条规定,即社交焦虑行为必须在“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才能被诊断为疾病。但谁能确保处方的出具者贯彻这一标准呢?毫无疑问,他们对造成伤害的理解比工作小组要宽松。毕竟,即便在有了这条规定的情况下,焦虑症患者还是急剧增加;到2000年,它已排在抑郁和酗酒之后成为美国的第三大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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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遏制这些明显的过度诊断的例子,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美国人受到过度用药的影响。我们必须大幅提升精神病诊断的门槛,重新建立慢性疾病和轻度失调之间的区别。但那些声称正与只能依靠药物治疗的严重精神疾病作战的人制造了极大的阻力。

如果不能对精神病的诊疗实行改革将会对公共健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想想看,冷漠、过度购物和过度使用因特网都极有可能被收入将在2012年出版的下一版 DSM 中。如果精神病学的历史可资借鉴的话,那么又有一类新的药物很快就能上市对它们进行治疗。健全的心智必须成为主流:如果每个人患有精神疾病,那么就没有人患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