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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O之耻

斯坦福—8月,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一组激进分子大肆破坏所谓的“黄金大米”试验田。黄金大米是一种包含贝塔胡萝卜素(可转变为维生素A)的转基因大米。其中一些暴徒甚至得到了瑞典政府的国际发展合作局(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的支持,后者为菲律宾基金组织MASIPAG提供资金。

大米富含碳水化合物,但缺少维生素,对于以之为主食的穷人来说,“生物强化”稻种可谓无价之宝。在发展中国家,有两到三亿儿童存在缺乏维生素A的危险,而维生素A是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缺少它会导致身体容易感染麻疹和腹泻等疾病。每年维生素A缺乏症都要导致大约五十万儿童失明,其中70%会在一年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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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一组杰出科学家呼吁科学界“团结起来坚决反对针对黄金大米等宝贵进步所必须的实验的暴力破坏,这些进步可以拯救数百万”人免于“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但这一热烈呼吁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毫无根据地认为“转基因生物”(GMO)和常规生物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差异。

事实是,GMO及其衍生物并不构成一“类”粮食产品。与其他普通粮食相比,它们既不“不安全”,也不“不自然”。因此,一些人所认为贴上GMO标签就意味着有意义的差异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甚至连监管者也承认这一点。

几百万年以来,人类一直在通过选育和杂交从事“转基因”。育种者一直在使用辐射和化学诱变剂处理种子,干扰作物的DNA,制造新的特征。

半个世纪以来的“远缘”杂交——将某个种或属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种或属中——产生了自然界不存在或不可能产生的物种,我们日常所吃的玉米、燕麦、南瓜、小麦、黑醋粟、番茄和土豆都有这样的品种。事实上,除了野生浆果、野生动物、野生菌类以及鱼类和贝类,北美和欧洲餐桌上几乎所有东西都通过某种方式进行过基因改造。

对转基因作物的怀疑缺乏科学依据——事实上,从未有过有记录的人体伤害和生态系统破坏发生——但转基因作物仍是人类历史上被审视最严格的粮食。认为“转基因”是一种有意义的(也是危险的)的分类不但导致了对田间实验的破坏,也导致了对实验室的破坏和对研究者的人身伤害。

此外,给转基因分类还鼓励了不科学的监管方针——既不能让监管和风险水平相协调,还会因为歧视现代转基因技术而阻碍可以减轻自然环境负担、提高全球粮食安全的农业创新。即使各种研究——从正规风险评估到“真实世界”观察——都确认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GMO所承受的监管负担仍在不断增长。

这一趋势让许多具有商业和人道潜力的作物试验和开发不再具有经济可行性。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初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发明以来,实验室研究一直相当鲁棒,但产品商业化情况一直停滞不前。

受到监管者的无缘无故的关注必然会让产品和技术蒙受耻辱。关于转基因和“传统”作物“共存”问题的没完没了的讨论加深了这一耻辱,让激进分子不断地追求徒劳甚至有害的官司。比如,在美国,至少有四件针对监管者的案子,法官的最初判决是监管者没有遵守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程序要求。而将包含转基因成分的产品宣传为“天然”产品也会引发错误标注的官司。

歧视GMO危害甚广。在许多地方,田间试验的地点必须标出,甚至要包含GPS坐标——这让破坏变得更加容易了。(而激进分子经常在不经意间破坏传统作物,因为他们难以分辨哪些是转基因作物哪些不是。)

193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普朗克观察到,科学创新很少因为反对者的改变而得到推广;相反,创新的反对者会“逐渐死去”,下一代人将接受这一突破。在疫苗和承认DNA是遗传物质等方面都是如此——对基因工程最终也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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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此期间很多人会受到无谓的伤害。加州大学农业经济学家齐尔伯曼(David Zilberman)和他的同事指出,损失的好处是“不可挽回的,因为如果该技术早已引入,那么过去的收成就会比当时高;而收成增长是一个累积过程,现在相当于初始累积被延后了。”

只要当今的激进分子和监管者继续认定GMO是一种不同的、危险的研究和产品类别,基因工程就无法充分实现其潜力。这对数百万穷人来说实在是坏消息,农业、医学和环境科学方面的基因工程能给他们带来更健康、更安全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