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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而降的流动性

发自伦敦——在沉寂数年(或许甚至数十年)之后,被打入冷宫的财政政策似乎又变得热门起来。原因很简单:我们依然未能从2008年的全球性崩溃中完全恢复过来。

欧洲是在这方面表现最差的:在过去的四年中其GDP几乎没有增长,人均GDP仍低于2007年的水平。此外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也相当悲观。欧洲央行于今年7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欧元区负产出缺口为6%,比先前预计的要高出4个百分点。欧洲央行的结论认为:“这一发现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旨在刺激总需求(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策应当在经济政策组合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对中央银行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明显的表态了。

 1972 Hoover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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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US president-elect fills his administration, the direction of American policy is coming into focus.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interpret what’s on the horizon.

财政政策自2010年以来基本上就被废止了,因为萧条带来的二战后规模最大的巨额赤字和急剧上升的负债/GDP比率把各国政府吓得不敢动弹。紧缩因此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这让货币政策变成了唯一可用的刺激手段。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定量宽松”——大量采购长期政府和公司债券——来向本国经济体注入巨量现金。 欧洲央行也在2015年启动了资产购买计划,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承诺将一直购买下去“直到我们看到迈向通胀路径的持续调整”。

量化宽松最终未能成为灵丹妙药。虽然有助于阻止滑入另一次大萧条,但资金连续注入也导致其作用递减。欧洲央行的政策宣言缩小了欧洲的核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债券收益率差距。但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New Economic Thinking)的托马斯·法齐(Thomas Fazi)的研究指出量化宽松对银行贷款,不良贷款的增加以及难看的产出和通胀数据都缺乏影响力。此外量化宽松还存在负面的分配性后果,因为它把钱给了那些本已富有的人,而就算变得更加有钱,这些人经常性支出也很少受到影响。

决策者应当警惕出现这一不痛不痒结果的可能性。当央行试图通过将流动性抽离系统来降低通胀的时候,其政策效应又被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来重新注入流动性的能力所逆转了。在当今通货紧缩的大环境下,这一逆转正在发生。而央行注入流动性来增加经济活动的尝试又被商业银行增加储备并拒绝贷款的行为所逆转了。

这使得财政政策成为了最后选项。当前经济状况的逻辑意味着政府应该利用超低利率的时机来投资于可以刺激需求和改善经济结构的基础设施项目。而问题在于围绕这一预期的气氛究竟有多浓厚。正如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穆尔鲍尔(John Muellbauer)所说,国债和央行已经“将减少政府总负债相对GDP比率的重要性深深地根植到私人部门的意识中了”。

这种正统思维源于将借款简单视为“递延征税”的想法。根据这一观点,如果私人部门认为税收将上升以支付政府债务,人们就会增加储蓄以支付更高的税收,从而破坏任何经济刺激举措。正统思维误以为政府的支出不会产生任何额外收入;但只要这一思维继续盛行,由债务融资的财政政策就无法被用作重振经济增长的手段。

因此,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开始拟定一些非常规财政政策理念以作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补充。尤其是他们正在讨论所谓直升机撒钱的各种变���,沿袭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69年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有天一架直升机......从天上撒下了本不存在的,总面值为1000美元的纸币。”在众人之中还有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为用“直升机币”来振兴衰退的经济体提供了极具影响力的支持

直升机撒钱有两种形式,可以(也应该)同时被撒下来。首先是把直接购买力直接注入消费者手中——比如发给每个选民或公民内含1000美元的提款卡。在上世纪初首先提出“盖戳钱(stamped money)”方案的瑞士经济学家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补充说未花掉的金额应当在一个月后征税以防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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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直升机币可以用于资助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这种“货币融资”的好处是虽然这样支出既增加了赤字又导致货币供给的永久性增加,但却不会增加国家负债,因为政府只是“欠”自己银行的钱。这将抵消提高税率的负面预期。

当然,发行不用偿还的债务显然有点不靠谱。这也的确存在明显的危险,即政府很可能会沉溺于用货币资金支付私人和公共开支且无法自拔,这是为何除非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否则不可能明目张胆地使用这一手段的原因。但袖手旁观而导致我们再次陷入另一次衰退(如今看起来很可能)的政治风险显然更大。不管你喜欢与否,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