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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最后关头

伦敦—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是否意味着全球化已死?还是关于全球化进程行将就木的报道大大夸张了?如果全球化只是部分受阻,而不是病入膏肓,我们还需要担心吗?从目前看,贸易增长即将转衰,这对全球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即使特朗普不当总统,世界贸易增长也会放缓。其增长在2016年一季度已经降低,二季度更是衰退了近1%。这是此前趋势的延续:2010年,全球贸易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再加上世界商品和服务产量增长率一直高于3%这一事实,这意味着贸易-GDP之比一直在下降,与前几年稳步上升之势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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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专家表示,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反映了保护主义的复兴。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所引起的群众反对以及刚刚发生的特朗普胜选都是明证。这意味着开放和专业化的收益正在被浪费。

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可能十分晦涩,但在这个例子中很清楚。目前,贸易增长的放缓一直是GDP增长放缓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这一点在投资支出上表现得尤为明确。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投资支出剧烈下降。投资支出具有贸易密集的特征,因为各国严重依赖一小撮生产国(如德国)获得技术先进的资本品。

此外,贸易增长放缓反映了中国经济减速。2011年前,中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中国进出口增长速度更快。目前中国增长减慢了三分之一,导致中国贸易增长放缓。

中国的增长奇迹得益于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也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但这样的事件只会发生一次。如今,中国的赶超增长阶段已经结束,全球贸易的引擎也将减速。

世界贸易的另一个引擎是全球供给链。零部件贸易得益于运输成本的下降,体现了物流的集装箱化和相关进步。但船运效率的改进不可能一直快于装船货物的生产效率。目前,汽车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要在美墨边境数次进出口变速装置。将这一生产过程进一步分解迟早会导致回报递减。

那么,我们需要担心贸易增长变得更加缓慢吗?是的,但这和医生担心患者发烧的道理一样。发烧很少威胁到生命;相反,它是基础性病症的症候。在贸易的例子中,基础性病症是经济增长缓慢,也称为长期停滞,其原因是投资抑制,而投资抑制反过来反映了金融问题和政策不确定性。

因此,这才是基础性病症。TPP和TTIP等贸易协定只是旁敲侧击。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支出从而直接提振投资和增长才是正途。但特朗普政府和新一届美国国会是否能够制定和实施高效的基础设施支出计划仍有待观察。

更一般地讲,需要形成增长促进政策方面的政治共识才能让投资免于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特朗普政府能否让这一点成为可能则是另一个开放问题。

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的波动更加剧烈。跨境资本流——流入和流出之和——不仅仅是增长放缓的问题;自2009年以来其绝对水平也大幅下降。

但剧烈未必值得警惕。事实上,下降的主要是跨境银行借贷。外国直接投资——用于在海外设厂和并购外国公司的金融流——仍位于危机前的水平。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实现的跨境借贷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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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差异体现了监管。监管者正确地看出跨境银行贷款风险尤其巨大,因此开始抑制银行的国际经营。许多银行的应对措施是裁减跨境业务。但是,这不必引起警惕,而应该让人宽慰,因为国际金融风险最高的形式已经得到了削减,并且没有干扰到更加稳定和高效的外国投资形式。

如今,美国政府即将撤销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近几年来的金融改革将倒退。不再严格的金融监管可能让国际资本流复苏。但我们对想要的东西应该保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