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绿色新新政

佛罗伦萨—本月早些时候，金墉突然辞去了世界银行行长之职，国际金融秩序的一大支柱就此失去了领导者和方向。金墉将加盟一家私募股权，他认为他可以在这家公司“为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做出重大贡献。”

诚然，私人部门在动员资金支持商业模式升级，进而解决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威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政府和多边机构仍是必要的全面经济转型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是明确无疑的。据保守估计，到本世纪末，如果全球气温升幅超过前工业化水平以上1.5℃以上，将造成广泛的环境灾难。日益严酷的天气条件将毁灭生物多样性和生计，同时扼杀资源。海平面上升将导致沿海城镇消失。所有这些都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大规模移民。

2030年，预计人口数量将达86亿——比今天多十亿——实现气候目标的唯一办法是改变世界的营商方式。在这方面，欧洲最有利于引领绿色新政的实施（Green New Deal）。

绿色新政概念的定义是一套“国家、产业和经济动员计划”，实现“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的快速转型。这不是什么新概念。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2008年竞选平台便已纳入了这一概念。

在奥巴马的领导下，2009—2016年间美国引领了遏制全球变暖的斗争。在国内，这意味着促进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采取激励措施刺激产品和服务中的减碳创新。在国际上，奥巴马政府也是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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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奥巴马的继任者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从气候行动领袖变成了气候变化否认者。如今，新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成员——特别是新人众议院亚历山德里亚·奥斯卡西奥-科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正在致力于重启迈向绿色经济的进程。但在未来两年中，美国国会的主要焦点是特朗普政府的合法性这一更广泛的斗争。

这意味着如今欧洲面临着引领世界绿色结构转型的理想机会，正如过去二十年中引领隐私规则和竞争政策那样。在这方面，在5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后，欧洲自由派和进步派政党和运动应该着手实施绿色新政。

成功首先需要绿色社会契约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但尽管取得了一些动力——比如绿党（Green Party）最近在德国巴伐利亚和黑森州选举中取得的成功——这一点绝非易事。

法国黄马甲示威表明，如果让世界变得更绿意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艰难，那么人们就不会支持。毫无疑问，绿色新政对欧洲结构转型的要求需要大规模资金，这些资金也可以用在能够产生更明显、见效更快的计划上。

因此，支持欧洲绿色新政的政治领导人必须努力保护公民的利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为了安抚示威者而发布的公开信中指出，“实现生态转型让我们能够减少在燃料、取暖、废物管理和交通方面的支出。但要成功实现这一转型，我们需要大规模投资，支持我们最没有背景的公民同胞。”

除了务实的承诺，政治领导人还必须用令人信服甚至鼓舞人心的修辞，来刺激气候行动。乔治·拉克夫（George Lakoff）等认知科学家认为，政治观点越是根据你自身（而不是提出观点的人）的价值观打造，你对这一观点的响应就会越热烈。因此，如果自由派和进步派力量想让大部分选民支持有效应对全球变暖所需要支出，就必须将绿色新政提高到安全高度——而不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新政中所做的那样。

人们需要得到保护免受日益极端的天气所导致的动荡，在更加绿色（更高质量）就业转型期间，他们需要支持。与此同时，企业需要激励去追求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长期机会。

这一对长期社会、个人和经济安全的统一的强调，与流行的民粹主义叙事截然相反，后者将安全界定为一个身份问题，因此总是引发情绪——以及分裂性的——反应。有理由认为这会起作用。比如，默克尔的德国总理生涯的一个关键有争议的遗产便是其政府所领导的能源转型，2011年福岛核灾难引起了关于长期供给安全的质疑后，能源转型赢得了更多动力。

其他欧洲国家也在全球气候行动中表现出领导力。比如，丹麦政府最近承诺到2030年取消所有汽油和柴油汽车的销售，到2050年建成碳中性社会的目标也有了广泛的政治共识。

但是，要实现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所有欧洲人——以及全世界——都需要竭尽全力。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形成一个统一欧洲自由派和进步派运动的跨国契约能够将跨党派共识和广泛的群众支持所引发的力量利用起来。

欧洲急需再次拥有自己的未来。以绿色新政为核心的新愿景能够让它实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