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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恐慌的报应

伦敦—如果其他方法都行不通,那么试试此前感到不可想象的。对于处于最好时光的经济政策来说,这是一个不坏的原则。如今,这个原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许多西方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显然如此,英国也许如此,很多欧元区国家很快就会如此——应该让政府直接干预工资讨价还价,特别是对收入最低的群体。

在过去十五年中,日本都在与增长缓慢、家庭需求长期萎靡(特别是较贫穷家庭)以及不平等性和贫困加剧作斗争。类似的情况现在也出现在美国;事实上,它们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助力之一,制造了一个足够庞大的被特朗普相当恰当地称为“被遗忘的美国人”的群体。而在特朗普获得胜利前,这些情况促使英国所谓的“落后者”投票支持英国脱欧。

如果工资不能大幅增长——主要是法定最低工资——民粹主义就会继续兴盛,大部分西方经济体也将继续陷于慢增长。不平等性——不仅包括收入和财富,也包括政治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感受——将继续加剧。而短视解决方案——如关闭边境和采取保护主义——的诱惑将变得不可阻挡。

但政府应该直接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价格,这样的建议可能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也会让人小声议论我一定是疯了。我难道不知道提高最低工资有可能导致失业吗?我难道没有听说过“机器人的崛起”以及更一般的自动化的力量不断增长、毁灭就业岗位吗?我难道不相信市场的解决办法吗?

所有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政策需要根据条件制定,并且必须反映在不同群体的互相冲突的利益中间做出的选择。(事实上,这就是政治的全部。)而从当前条件,再加上“落后者”的利益看,曾经不可想象的政策已经变得无比重要甚至不可避免。

政府对于干预工资制定狐疑不觉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时期失败的工资和物价管控记忆犹新——这些管控措施导致了巨大的、令人痛苦的扭曲。但第二个,也是更新的原因是企业游说。企业的游说集团指出,公司竞争力取决于廉价劳动力。政府也有自己的私利要考虑:公共部门常常雇用了大量最低工资工作人员。

但如今,应该拿出勇气。财政政策——减税和提高公共支出——被高企的政府债务完全束缚住了手脚,无法产生多少刺激需求的效果,而用财政政策实现资源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的再分配的尝试也创造了一些自身的问题。货币政策——特别是最近几年被央行采用的开足马力印钞的“量化宽松”计划——也已经没有了空间,物价通胀正在抬头,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工资干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此外,提高最低工资的风险可能并不像曾经表现得那么高——至少在目前不会。诚然,有些时候,这样加工资有可能杀死就业。但今日不同往时: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国家处于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

这些国家的风险不是失业增加,而是工资停滞。工资停滞已经导致家庭需求遭到抑制或增长缓慢,从而遏制了企业的投资。在美国,劳动力市场底层的低工资让数百万工作年龄个人干脆不再去找工作。这当然有助于降低官方失业率,但对经济毫无助益。

用真实值(经通胀调整)衡量,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每小时7.25美元比1968年最高的时候低了三分之一。日本的平均法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823日元(7.4美元),也只是略高。即使在当局采取了措施提高最低工资的地方——去年以来的英国,以及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美国州,后两者准备在2020年将最低时薪提高到15美元——动作也不够快、不够大。日本的最低工资提高速度仅比通胀略快。

不平等性仍是现时代的瘟疫,低技能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被自动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所严重削弱。如果“被遗忘”群体不想永远落后和疏离,政府就必须采取更加果断的动作。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帮助它发展成为一个消费经济体。也许现在应该引入“最低工资倍增”计划,在未来数年内逐渐实施以使企业有机会进行调整。对于受着巨富阶层财务支持和落后群体选票支持的领导人来说,这一计划也许是一个政治赢家。特朗普总统,你有兴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