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 go to work in the Central area in the financial center in Hong Kong Vincent Isore/IP3/Getty Images

反全球化浪潮的悖论

发自新德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能滔滔不绝地讲述“真正的”全球一体化——即实际上不受限制的货物,劳动力和技术的跨境流动——的好处。可一旦涉及到全球金融一体化方面,尤其是所谓热钱的短期流动时,他们就变得有点犹豫了。然而当今的反全球化浪潮主要把焦点集中在真正的一体化上——却几乎对金融方面视而不见。

最近以来,对真正一体化的强烈反弹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诉诸于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目标直指中国。美欧都提出了一些反移民措施。许多政府正着手对被那些看上去拥有过大规模或影响力的科技公司征收新税项。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一丝抗议金融一体化的举动都没有就显得有点奇怪了。毕竟过去40年来这类资金流经常肆虐各个经济体(不论贫富)。而这种破坏也不是什么秘密: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机构都已经专门指出过这一点,也为它们以往那种无条件支持金融开放的做法敲响了警钟。

对金融一体化的缺乏抵制可能反映了这一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叙述——的显着性。在说到真正的全球一体化时,我们可以轻易识别出谁是作恶者或受害者;但在金融一体化方面则不那么容易。

以自由贸易为例,虽然它在总体上是有益的,但也无法否认其负面分配效应,并且很容易找出是谁受到了损害(例如像从事钢铁这类低附加值行业的发达国家工人)以及这些损害来自于谁(那些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及出口相关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失败者或许只是少数,但他们可以联合起来提高自己的呼声并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议价能力,特别是这些人在地理上集中分布的情况下。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他们的愤怒就会获得力量和合法性。

同样,移民既带来了许多丰厚收益,同时在许多人眼中也意味着重大损失。明显的输家可能包括那些(或相信自己)受到移民竞争影响的本国劳动者,或者认为自身生活方式甚至身份定义受到威胁的公民。这些说法在实践中站不站得住脚并不重要;它们会融入到一个清晰且有说服力的叙事之中,而其中移民则被描绘成恶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叙事是那些愤世嫉俗的政治家手中非常有效的动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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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金融危机——例如在19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1990年代后期的东亚,2000年代后期的东欧,以及2010年代的欧洲——很显然也产生了一批受害者:那些失去工作,房屋或退休储蓄的人。但要搞清楚责任在谁却并不容易。

在过去——事实上可以上溯到中世纪——被指责的往往都是银行。但今天这些“热钱”流的来源却不易辨认。对冲基金,共同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各地运作,涵盖了各个合法司法管辖区以及著名作家毛姆(W. Somerset Maugham)所谓“那些见不得光的人公开活动的地方”。

就算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资金来源,也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到它们身上。金融交易总是涉及借贷者,但与下岗钢铁工人不同,那些违约者(无论是个人或国家)很少是无辜的受害者。在许多情况下,大型借贷者会通过欺骗贷款人或政治关系获得贷款,正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亲信所做的那样。

虽然那些指出特定且易于识别的作恶者的明确叙事使得真正的一体化——尽管其有着明确的整体效益——难以持续下去,但缺乏类似的叙述使得金融一体化继续有增无减。这使得整个世界走上了一条不那么良好且更可疑的一体化路径。

改变这个轨迹需要两种类型的应对。为了支持真正的一体化,政策制定者必须打造一个雄心勃勃——甚至激进式——的社会安全网以那些保护不可避免的输家,同时强调这种一体化带来的整体利益。尽管会带来潜在成本,但也有必要采取行动去打击那些作恶者——例如公然剽窃知识产权的企业和国家。

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好地管理金融一体化——这个任务可能更具挑战性,因为没有任何政治选区的人们会对此认真地发出诉求。鉴于金融那种模糊甚至鬼魅般来去无踪的本质,要用叙事去定义它相当困难,想去驯服它也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去驯服它。

http://prosyn.org/VhkkT0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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