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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nelson1_JOE KLAMARAFP via Getty Images_journalistsilhouettes Joe Klamar/AFP/Getty Images

为什么要结束全球媒体危机?

华盛顿—现在几乎无论在哪里,新闻媒体都身处危机。而且不幸的是,虽然生机勃勃的新闻自由是民主政体顺利运行的基础,但这个世界的民主政府却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它。

世界各国媒体均努力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以适应数字时代,尤其是地方性报纸,部分由于广告收入的缺失而纷纷陷入倒闭潮。因为没有可信的当地出版物,所以读者更容易轻信虚假新闻,也更容易遭到危言耸听的标题党的引诱。随着高质量新闻被日益边缘化,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可以将不讨喜的报道斥之为“假新闻”,而且缺少普遍得到认同的事实导致对民主和法治信任的缺失

此外,从叙利亚到斯洛伐克,记者因为履行职责而遭到骚扰、挟持、非法拘禁、直至被杀。继匈牙利、俄罗斯和土耳其不断完善媒体所有权模式后,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媒体所有权模式变成了“媒体绑架”,也就是政治领袖及其富有的亲信利用新闻媒体来推进其独裁设计和商业利益。一旦没有可靠的媒体要求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腐败就会变得猖獗(依靠民众监督机构利用脸书和推特来填补空白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了)。

世界民主国家对这场危机反应无力与其说是缺乏解决办法,还不如说是政治意愿的缺失。事实上,虽然涉及面广,解决难度大,但这场媒体危机还远非无法解决。而且它正因为 威胁全球民主而带来重大的战略挑战,必须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加以解决。

解决危机的一个有力筹码是外交和安全政策。民主政府必须承认对媒体自由的攻击,并采用外交孤立、拒发签证和直接制裁等举措来迫使犯罪者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从而对言论自由的宗旨加以捍卫。

这种行动的动能可能已经在累积中。去年7月,加拿大和英国发起了一项媒体自由倡议,呼吁各国签署一项承诺,在媒体自由受到威胁时为在全世界推广这项事业而采取合作行动。接下来那个月,法国将此问题纳入了在比亚里茨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议程。我们希望这预示着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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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上述问题的另一个筹码是官方发展援助(ODA)。2018年,在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1,500亿美元中,仅有不到0.5%用于改善媒体自由。上述比例可以在不大幅削减其他领域支出的情况下得到有意义的增加——比如增加到1%,就像几家媒体支持组织所宣传的那样。

事实上,为支持媒体提高官方发展援助可以有助于推进其他发展目标。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媒体行业阻碍经济改革、阻止政治妥协并且破坏社会凝聚力——而这些都是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发展所必须的。对于努力建设或维护民主执政系统的国家而言,生机勃勃的自由媒体是不可或缺的。

苏丹现在恰恰正在面对这些挑战,因为这个国家试图在奥马尔·巴希尔长达30年的独裁统治后建设民主。在这样令人担心的政治过渡期,新解放的媒体机构往往与某个特定的政党或派系联盟,并因此强化令人束手无策的深深的裂缝。在一个种族、文化和宗教歧视曾助长残酷内战的国家,这样的风险不应被低估。

但截止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几乎没有采取什么举措来援助苏丹的媒体发展和改革。就像苏丹总理阿卜杜拉·汉多克在9月联合国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捐助国必须“修改其优先事项”,并支持像其所在国那样的媒体改革。他表示上述努力——以及建设独立的司法机构、扭转经济衰退和化解巴希尔政权的罪行——对于成功的转型至关重要。

“至于杀害记者的问题?”汉多克宣称,“新苏丹绝不会再允许这样做。”

在苏丹和其他地方,捐助国的优先事项应当是协助解决经济、政治和制度领域导致媒体易受攻击的治理漏洞。这意味着协助各国政府改革或强化媒体立法、建设可信的机构并确保在政治上支持民主媒体执政。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发展机构可以在上述领域提供帮助。

专业的媒体发展机构同样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协助当地媒体强化新闻编辑部管理,同时保障新闻标准的高质量。幸运的是,许多在国家和国际级别运作的非常有能力的机构随时准备实现这一目标。

捐助国政府应推动这些贡献,包括利用其影响力阻止受援国干预媒体发展工作。通过进一步投资,他们还可以确保媒体发展机构的工作——包括荷兰的欧洲新闻中心和德国的德国之声——能够发挥与普遍发展议程相辅相成的作用。

二次大战后,全世界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能在今后几十年里支撑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体制框架。为了化解当前的媒体危机,就必须做出类似的努力,让政府、媒体组织和民众通力合作,从而使民主和人类进步这一重要基石得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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