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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角色

华盛顿—全球治理能够解决大部分经济问题吗?或者,全球治理是否总是承诺得多、兑现得少,并且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家政府应该实施的更加务实的改革上转移?在最近的评论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意味深长地支持后者。他这么认为正确吗?

平心而论,国家政策对于一国公民的影响更加直接——无论好坏。但我们不能忽视坏国家政策的全球效应,罗德里克所提出的最显著的例子是温室气体排放和传染病。“来源国”人民也许付出了代价,但我们其余所有人也要付出代价。

Erdogan

Whither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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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是几十年来的流行语,而全球治理的需要在近几年中诚然也有所夸大,特别是中左翼。这导致人们呼唤新措施,如“负责任的民族主义”或欧盟“政府间”——而不是超国家——决策。

这些方案带来了健康的争论。比如,我们应该重估当前的贸易协定决定体系,它更关注监管和投资问题,更少关注取消进口关税或其他进口壁垒。毫不奇怪,即使是一些自由贸易支持者也反对允许贸易集团干涉其中,授予多边合作过分的市场力量而不顾消费者保护。

但是,近几年来推动加强全球治理的力量也不是来自真空。毫无疑问,由于贸易、旅行和通讯,更不用说多边合作结构和国际金融流,各国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全球互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广泛、更加迅速、更加普遍。

全球化也许偶尔碰壁,比如目前世界贸易的减速,但推动互联性的根本性技术变革必将继续让人和国家走得更近。

说到底,这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都具有全球性。遏制气候变化影响的措施需要持之以恒的全球合作。即使是地方措施——这些措施对于解决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必须适合让全球政策和义务趋同的框架。否则,人们将不会觉得他们正在让情况变化或贡献于共同目标,而其他人也不会感到压力做出任何贡献。

另一个全球挑战是税收,它需要国际合作遏制无孔不入的避税和漏税。这个问题不仅仅只是个别“避税港”;还需要防止公司运用复杂的“转移定价”和“税基改变”等技术进行利润的国际转移从而实现税收最小化。

不同国家各自为政的税收规则导致国家政府间形成一个接近于零和的博弈,政府被迫采取以邻为壑政策确保从日益缩小的蛋糕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在当前体系下,国家有强烈的激励为在境内经营的公司提供更大的税收优惠,即使极有可能公司将报告利润从一个司法辖区转移到另一个,从而让另一个国家受益。

在大部分情况下,公司利用这一各自为政的体系绝对合法。但如果各国认真对待降低不平等性和为公民养老金和医保筹集资金的问题,就必须合作采取全球治理,将公平税收作为重点。

气候变化和税收只是需要全球合作的问题的其中两个,而绝不是全部。大型储备货币央行,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自我毁灭式的汇率政策或跨境金融流管制亦然。在大部分这样的例子中,伤害从大国转移到下游小国;但是,如果足够多的小国受到影响,总的伤害可能回流到大经济体本身,欧洲债务危机就是明证。

考虑到这些挑战的规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国际合作和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G20等全球和地区机构和框架。G20将在下个月在中国杭州举行峰会。但全球治理不是一个要么/要么方案。当国家或地方政策足以解决问题时,也应该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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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辅助性原则——决策应该在尽可能地方的层面发生——对于能良好运转的灵活的全球治理至关重要。全球治理框架的存在决不能作为国家或地方不作为的借口。公共政策是兼具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维度的多层次和多渠道方案。在理想情况下,政策争论应该承认这一现实。

我们还必须承认从另一个角度巩固全球治理信念的紧迫性。纵观美国、亚洲、欧洲和中东,身份政治的复兴和排外民族主义有可能让二十世纪的大悲剧重演。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全球社会的存在和需要不但在经济上必要,也是确保和平世界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