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和全球变暖

新德里/伦敦—2008年，金融危机几乎将世界经济摧毁，此后，金融改革一直是决策者日程的重中之重。但是，当领导人们从解决过去的问题转向为未来金融体系定位时，他们必须认识到金融体系稳定的新威胁，特别是来自气候变化的威胁。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政府、监管者、标准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开始将可持续性规则纳入金融体系。在巴西，中央银行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风险管理，以作为增强恢复力的办法之一。在新加坡和南非等国，股市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它们的环境和社会表现，投资者和监管者日益将这一要求视为金融市场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

类似措施一度被视为外围“绿色”利基的一部分。如今，它们已是金融体系运行的核心。在孟加拉国，中央银行支持经济发展的措施包括为满足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或废物管理目标的工程的银行贷款提供再融资。在英国，英格兰银行最近正在评估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以此作为其监督金融部门安全性和可靠性的核心使命的一部分。

在中国，五年后绿色产业年投资规模有望达到3,200亿美元，而政府只能提供10—15%。为了防止资金短缺，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与联合国环境署（UNEP）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全套建议。

在印度，印度工商联合会（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成立了新的“绿色债券”工作组，考察印度债务市场应该如何响应为智能基础设施融资的挑战。而最新的监管变化释放出大量上市投资信托将资本配置于清洁能源的潜力。

目前，这些措施只影响到全球体系中银行、投资者、金融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305万亿美元资产的一小部分。但随着金融家和监管者充分认识到环境失序的后果，这些措施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这些后果已然十分严重。在联合国环境署评估的140个国家中，有116个国家的作为价值创造基础的自然资本存量越来越少。继续高碳增长的人道和经济成本包括严重的健康影响、日益加剧的基础设施和水和食品安全破坏，以及市场波动性的扩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一伤害将变得更加严重，如果温室气体排放无法在2055—2070年间下降到净零水平，这一伤害可能将无法控制。

随着气候变化威胁的日益显现，为应对措施融资也将变得日益重要。发达国家已承诺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金融流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我们需要的远不止这些。

最重要的是，必须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金融挑战置于更广的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框架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的任务是有序实现从高碳投资向低碳投资以及从脆弱资产向高恢复力资产的转型。根据新气候经济（New Climate Economy）计划的数据，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89万亿美元——而要让这些投资变得低碳而高恢复力，必须在增加4.1万亿美元投资。

要动员所需要的资本，决策者需要借助金融体系的力量。风险管理的范畴需要扩大，从而将长期可持续性和金融变化风险纳入银行、保险和投资的审慎规则中。新“绿色银行”有助于带来债市和股市资金。透明度必须改善，可以通过更好的公司报告制度和强化金融机构的披露实现。金融专业人士的技能和激励也需要重新梳理以反映这些新重点。

如今，大有希望的国际合作之门正在敞开。比如，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刚刚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研究金融业如何解决气候问题。这类措施不但可以强化气候安全；还有助于建立更高效、更有效、恢复力更强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