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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衰退的手段穷尽了吗?

发自斯坦福——对2017年的经济预测预计全球经济将持续疲软,同时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也不甚理想。其中显而易见的经济问题包括欧洲银行抗风险能力低下,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度扭曲,西方政治不确定性,史上最高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相当于GDP的225%,以及负债累累却又不愿遵照基金组织方案行事的希腊和葡萄牙。

其他全球经济风险——例如可能推动价格上涨的重大石油市场危机——则不甚明显,人们对此的关注也较少。而经济学家之所以将这类事件称为“冲击”,恰恰是因为它们总是意外爆发并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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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长期性货币刺激政策和公共债务负担的大幅攀升必将使政府在应对下一次(必定会来的)经济衰退时捉襟见肘。下一次经济衰退或许不会像上一次那样糟糕,但如果发达经济体能实施逐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和财政整顿,它们就不会那么被动。

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的失业率(约5%)接近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定的充分就业状态,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会在12月再次提高其目标利率,但该机构却总是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

欧洲中央银行可能会扩大其债券购买计划;但鉴于欧元区失业率仍然维持在平均为10%左右,表明产量距离理想状态依然存在相当差距,使其有必要检讨一下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果。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继续徘徊不前,于是日本央行如今开始“管理收益率曲线”以图再次将通胀和增长指数拖离当前的低水平。

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公共财政目前都处于煎熬之中,因为政策制定者未能实施充足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以遏制公共养老金增长,改革抑制增长的税制以及为劳动力市场松绑。即便增长可能会借助提高生产率的供给侧措施而加速,但这些财政政策败局依然给央行带来了过于庞大的负担。

而就在最近,那些对左倾政治家影响较大的经济学家似乎寄望决策者能动用大规模的新赤字融资支出来创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实现增长,就业和收入的上升。他们觉得既然借款成本如此之低,赤字支出几乎是免费的,我们也不必对高债务水平有所忧虑。

无奈这一论点忽视了经济学家的设想与政治家的承诺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公共支出项目实际呈现的成果。正如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所说:“公共投资没几个是高回报的”。政府应当实施减税并资助那些通过严格成本效益测试评估的计划;但大范围的新支出计划通常不会产生显著或即时的经济增长。

首先,一般来说,支出策略通常应该被放在经济前景预测向好的遥远未来去执行。就连奥巴马总统在提到自己于2009年推出的标志性刺激法案时也得最终承认“有些(本应立刻动工的)项目还没有动静”。同样,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都尝试进行政府支出刺激,却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收效甚微。

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衰退和战争期间,或在用于资助生产性公共投资时,巨额赤字可能是良性的或甚至是可取的;同时在利率处于或接近零的长期持续低迷时期,一个及时且合理的财政应对措施在理论上可以在短期内有所帮助。但多项研究表明: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虽然可能产生超过支出本身的GDP增长——会在几个季度后迅速减少,然后变为负数。事实上在央行维持零利率且人们预期税率和利率将同步上升的经济扩张期间,这一乘数效应甚至可能是负的。

由于新的政府采购行为可以劣化为无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反效应政治风险,另一个常常听到的建议就是扩大政府转移支付。即便不考虑转移支付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在财政上不可持续的事实(因为该政策早在经济和人口构成尚处于理想状态时就被实施和扩大了),它们是否就能提振经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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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项研究正好探讨了这一问题。前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大卫·罗默(David Romer)的研究指出,即使永久性的转移支付增长也只能带来几个月的刺激效应,而且这种影响并不会扩散到就业。研究结论认为转移支付的收益“在持续性方面远远低于税收调整,其总体上收益规模也更小”。

在刺激计划经过仔细审查并可以快速实施的经济体中,任何临时性政府支出都应与逐步的财政巩固手段相结合以尽量减少经济风险和长期成本。正如历史和理论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财政巩固应该通过减少未来支出增长(尤其是转移支付)来实现。经济决策者应该吸取这一经验并以此逐步重新武装自己;否则就会在事态最为紧急是陷入手无寸铁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