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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德国贸易盈余

柏林—德国经常项目盈余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2,700亿美元,接近GDP的8.7%,这使得关于德国经济模式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了。欧元区政客和美国特朗普政府互相指责对方要为经济失衡负责,而欧元又是他们一致的矛头。

特朗普政府抨击德国出口太多,指责德国操纵欧元。事实上,德国的贸易盈余与欧元没有什么关系;而欧元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替罪羊——随时拿来替其他政策错误顶罪。

许多德国人把最近的批评潮视为德国因为成功遭受妒忌的信号,他们愤怒地驳斥说,德国从未试图赢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他们指出,德国没有做过低价倾销或直接出口刺激的勾当,德国领导人也没有把欧元当作目标。

相反,在采取这一共同货币之前,德国几十年来一直采取的是强势德国马克政策,因为德国希望鼓励本国出口商通过创新而不是依靠汇率保持竞争力。这是二战后德国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也是其保持长盛不衰的“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

对德国贸易盈余的批评有三个漏洞。首先,许多批评者似乎认为德国的贸易平衡可以通过汇率来系统性地操纵。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大融合的背景下,如今的工业出口包含了许多进口投入,这意味着汇率波动对国内价格和贸易平衡的影响随时间大幅下降。

事实上,德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盈余几乎保持不变,而欧元-美元汇率大幅波动——2011年攀高至1欧元兑1.6美元,最近又下跌到1欧元兑1.04美元。德国的出口成功不是来自货币操纵,而是来自其强势市场地位及其高度专业化的制造冠军的定价实力。

第二个漏洞是认为政客和央行真的可以决定汇率。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汇率根本无法规定;而是由基础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状态内生确定。货币市场过于深化,进行直接干预带来的风险太大,瑞士国民银行几年前试图阻止瑞郎升值,结果教训惨痛。美国财政部在20世纪90年代放弃了货币市场干预;欧洲央行只在2000年短暂地尝试过一次货币市场干预。

指责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采取非常规政策手段让各自的货币贬值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汇率波动对于国内通胀、出口和增长只具有有限的、短期的效应。两家央行都需要根据各自的使命行事,而不是根据间接或直接的货币目标行事。

第三个漏洞常见于争论的德国一方,这个漏洞认为,一国的经常项目平衡反映了其出口品的竞争力。在现实中,一国的外部平衡由其偏好和其跨期储蓄和投资决策决定。光凭德国人口状况等基本面或许只能解释三个百分点(或三分之一)的经常项目盈余。

这些漏洞表明,关于德国的外部盈余的争论不应���是关于欧元汇率或德国出口的。欧元没有过低,德国出口也没有过高。相反,问题在于德国出口太低,而这是因为巨大的投资缺口。

德国的公共投资率是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之一。市政负责了德国总公共投资的一半,目前未完工投资项目价值为1,360亿欧元,或GDP的4.5%;光是学校建筑就需要增加350亿欧元用于修缮。与此同时,德国老化的资本存量的私人投资因为许多德国公司热衷于海外投资而被削弱。

这一缺口是政策失败的结果——即不可贸易服务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盟委员会和经合组织一直在劝说德国放松服务业监管、打击既得利益、改善竞争。但现状是工资、生产率和投资在德国出口部门保持高位,而在不可贸易服务部门保持低位。

关于德国经常项目盈余的国际争论应该将注意力转向解放德国服务业、消除其他投资壁垒的措施。在这方面,德国应该改善其数字和交通个基础设施、强化市场机制鼓励更多可再生能源开发、解决高技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改革税收制度以强化投资激励、改革监管以降低不确定性等。

德国是一个日益重要的欧洲和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德国经常项目盈余的争论效果适得其反。对德国超群的出口能力的批评,以及对其操纵货币的指责完全没有击中要害,而德国对其盈余过大的辩护也是如此。说到底,德国可以通过降低盈余来满足所有人——包括它自己——的最大利益,并随之解决表象之下的有害的经济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