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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怎么了?

罗马—意大利也许是当今“欧洲病夫”,但它绝不是唯一一个要吃药的国家。相反,强大如德国,似乎也有着心腹大患。

诚然,意大利可以说是病入膏肓了。在过去二十年中,年GDP增长平均只有0.46%,政府债务稳步攀升,至今总量已超GDP的130%。失业率持续高企,投资江河日下,银行部门积重难返。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育龄女性数量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减少了近两百万。受过大学教育的活跃工作者比例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间叨陪末座。

考虑到这些情况,意大利和饱受危机摧残的希腊并列欧元区过去三年人均GDP增长最疲软国家一点都不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是德国名列倒数第三。德国财政状况良好,积累了大量盈余储蓄。其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力也很强,劳动参与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受益于欧洲其他国家熟练劳动力的持续稳定流入。

但事实是德国平均年人均GDP增长自2014年以来只有0.51%,远远落后于其他欧元区核心国,即奥地利、比利时、芬兰和荷兰。就连法国——其人均增长与意大利差不多——表现也略好于德国。

为何彼此不同如德国和意大利的两个经济体人均增长表现如此相近?在某种程度上,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德国比意大利、甚至美国都要更加接近于潜在增长。美国比德国更深地陷入了大衰退。但最近其他发达国家的复苏理应对出口推动的德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起到了刺激作用。

类似地,移民可以影响人均GDP增长。在过去五年中,德国接收了270万新居民(减去流出人口后的净额),其中近一百万是难民。后者带来了明显的凯恩斯刺激效应,但并未提高多少潜在产出。

但流入德国的移民并不是十足的反常现象。在过去三十年中,德国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大量人口净流入,而没有对人均GDP增长产生如此消极的影响。相反,在许多例子中,流入德国的移民,特别是其中的熟练工人,为潜在产出做出了贡献。

德国人均GDP增长低迷背后的罪魁祸首必须从别的地方寻找。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德国银行对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债权——包括奥地利、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自2012年年中债务危机顶峰以来下降了2,000亿美元有余。对意大利的债权下降到前欧元时期水平,对西班牙债权也接近前欧元时期水平。德国甚至一直在从欧元区核心经济体撤出投资。

德国银行悄然转向解体化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银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四个国家的银行通过稳定化巩固欧洲金融一体化,并时常增加它们在其他国家的风险敞口。这些趋异的趋势,而不是一般化的资本外逃,部分解释了Target 2支付体系的失衡。

为何德国银行成为唯一的逆一体化潮流而动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内金融当局对欧元的未来抱怀疑态度,指示银行缩减在欧元区其他国家的风险敞口。另一个原因是德国银行正在经历欧洲监管者尚未充分认识到的慢性疾病。毕竟,它们的成本端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但它们的盈利能力却是最低的,尽管坏账负担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如此,如此不堪一击仍令人迷惑。德国银行系统大约一半为国有,因此享受隐性政府担保。事实上,德国银行在2009—2015年间得到了2,390亿欧元的国家补助。

无论如何,德国银行从欧洲撤退对信心、投资或活跃的私人部门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事实上,去年对德投资占GDP之比比1999年的水平低了五个百分点,尽管总国民储蓄攀升至1980年IMF开始记录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德国官员常常以老龄化社会节俭度日为理由搪塞这一巨大落差。但人口挑战——潜在产出的未来约束条件——理应刺激福利和教育改革,而不是抑制当前需求。而这正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过去十年中,所有欧盟国家(也许法国是例外)实施的改革都要比德国更多。

改革缺失的后果正在开始显露。2012年以来,德国g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到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银行的谨小慎微和低投资必须为此负主要责任。主要依赖出口——即其他国家的需求——让德国政府不再注重它的某些国内责任。但欧洲最大经济体变得更加强大,这符合整个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的利益。

平心而论,生产率放缓的现象绝非德国所独有。但除非德国解决国内减速的根源,否则它有可能遭受重创,如果其货币因为通缩和负长期利率而发生剧烈升值的话——表现为出口降低,并伤及已然十分疲软的银行业。

意大利的病症比德国剧烈得多,但这两个国家都有可能爆发严重问题。两国都需要立刻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