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nd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address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OBIAS SCHWARZ/AFP/Getty Images

德国的规则陷阱

巴黎——欧洲面临着新的德国问题。与过去不同,这次的问题既不来源于霸权野心,也不来源于暴露弱点可能引发入侵。相反,根本原因来源于德国放弃承担任何欧洲共同责任,尽管自1945年来德国一直享受着经济繁荣。德国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要么效仿我们的做法,要么别理我们”——恰恰是在欧洲最需要动力的时刻成为了一种惰性。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德国关注的重点是欧洲。比如1994年,时任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领袖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现在担任联邦议会议长)及其基民盟同事卡尔·拉姆斯合著了一篇论文,他们呼吁欧盟“核心”国家,包括法国在内迅速采取行动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其中也包括政治联盟。

法国抵制来自德国的压力,因为法国极度怀疑政治联盟。时任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不想超越马斯特里赫特框架之外采取任何行动。在2010年欧元区危机后,结构性改革逐渐成为辩论的主题。法国倡导加强经济一体化,但德国则坚持任何对欧元区未来的讨论都要基于法国的结构性改革。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原则上同意了这种利益交换,但却既没有时间也缺乏足够的政治支持来落实它。

但今天,法国终于开始推行德国期待已久的国内改革——并在欧盟层面敦促启动改革进程。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希望建设的并不是一个联邦制欧洲——没有任何人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是一个能够抵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中国主席习近平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等政治强人压力的主权欧盟。

不幸的是,德国再次对法国的提议持抵制态度。虽然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常常不吝赞美马克龙的勇气和政策目标,但她却似乎不愿采取任何行动来强化欧盟。德国领导人承认法国改革对法国有好处,但现在却又提出欧元区改革是一项独立的事务。尽管令人失望,但这种态度还是在意料之中。默克尔在政治上遭到削弱,而德国的公众舆论仍然深受该国扮演欧洲薪酬主管的错误认识的影响。

前欧元联邦主义者朔伊布勒已经大幅缩减了他的宏伟目标。虽然他仍然梦想成立欧洲货币基金,但它只能代表一种团结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监管并惩罚那些财政松散的国家,从而进一步缩减欧盟委员会在预算监督方面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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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况是德国希望生活在一个不存在任何政治联盟、但却要受到其最繁荣国家设计的政府间惩戒机制约束的极简主义的欧洲。换句话讲,德国希望彻底扫除欧盟团体精神的所有痕迹,改变因此而伴生的政治制度,并代之以严格的简朴田园规则。而目前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正在巩固德国强硬派的地位。在新任意大利政府发布其经济计划三年后——上述计划如果得以执行将引爆欧元联盟——154位德国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份强烈反对欧元区实质性改革的宣言也许并非巧合。

但这种立场同时反映了决定德国对欧元区危机理解的支撑德式思维的所谓奥尔多自由主义原则。与荷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一道,德国将危机归咎于某些成员国的财政疏忽和在监控私人债务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足。德国以此为由拒绝认真审视欧元区的系统性问题。八年后,欧洲人对危机的看法仍截然不同。在对过去有如此强烈分歧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期待他们向着未来前进?

承认团结和相互依存是欧元区运行的唯一基础恰恰意味着接受德国奥尔多自由学派一直拒绝信奉的逻辑规则。他们认为国家经济是微观经济决策的总和,而超国家经济则是国家经济的总和。在他们看来,团结需要建立在持续的管理之上。上述逻辑能推导出妨碍基本战略分析的三项基本内容。

首先,德国一直坚持其繁荣与其他国家无关的自私自利的杜撰原则。但其实我们非常清楚德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的需求,又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德国欧元”的低估(例如,“意大利欧元”过去一直受到高估)。德国同时还是欧洲央行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就像德国经济学家弗拉茨舍最近在推文中所说的那样,“某些德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玩世不恭令人难以忍受:他们攻击欧洲央行政策,而该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德国政府——自2007年来仅节约的利息就有高达2,940亿欧元之多。相较于危机中所承担的风险,这笔交易对德国而言是极其划算的。”

其次,德国坚持认为任何经济放缓都应当通过强化纪律和紧缩政策来加以应对,而不应采取逆周期的调节政策。按照德国领导人的说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后果有多么严重,都不过是犯下累积过多债务的过错后获得救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后,德国坚信,在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责任在于制定规则,而不是引导经济主体做出选择。事实上,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最新的一份报告将德国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描述成决策者无法改变,因此必须容忍的现实状况。这完全忽视了沃尔夫(Guntram B. Wolff)最近一项研究所强调的事实,即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并非年纪渐长的家庭疯狂存钱的结果,而是因为企业为对抗工资压力所做的投资不足。

这导致法国面临一个严峻的难题。作出一系列轻微妥协是战胜德国顽固的一种选择。但正如某些重要德国观察家,如金融时报的沃尔夫冈·明查所指出的那样,这可能会导致微小乃至虚幻的让步。

还有一种选择是双方摊牌,将辩论公开面向欧洲公众。本月初也许当马克龙因为推动欧洲融合而从默克尔手中领取查理曼大帝奖时,就曾在亚琛试图这么做。这样一种对抗不妨碍边界安全、对未来工业投资、对美国科技巨头征税和捍卫多边主义等其他领域的进步。

欧洲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的罗伯特·舒曼和德国的赫尔穆特·科尔,相较于追求直接的国家优势,这两者都更优先考虑欧洲的战略利益(他们分别建立了欧洲钢铁及煤炭共同体和欧元区)。今天,马克龙已经做好准备成为一名类似的领袖,但他还需要一位可靠的德国伙伴,愿意以欧洲繁荣的名义去挑战僵化的奥尔多主义自由。不幸的是,默克尔能否成为这样的合作伙伴现在还不清楚。

http://prosyn.org/0MPjK6L/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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