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与马克隆共命运的德国

发自法兰克福——在得知伊曼纽尔·马克隆(Emmanuel Macron)赢得了法国总统大选时,许多德国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庆幸一位亲欧洲的中间派政治家彻底击败了一个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国民阵线的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但如果要真正遏制欧洲所面临的民族主义威胁,德国必须与马克隆合作来应对那些导致众多选民背弃欧盟的经济挑战。

这绝非易事。事实上,就在选举结束几天后,德国人就开始批评马克隆经济平台的几个核心板块。他提出的欧元区治理改革首当其冲,遭到了大量的指责。

马克隆的竞选宣言吸收了更进一步实施欧元区联邦制的理念,其特点是对欧元区公共物品实施预算共享,并委派一位向欧元区议会汇报的欧元区经济和财政部长进行管理。宣言还呼吁加强税收和边境管制方面的协调,更有力地保护内部市场的完整性,同时鉴于美国保护主义的威胁日益增加,政府的采购政策也应当向“欧洲制造”倾斜。

重启关于欧元债券的辩论,或是部分实施欧元区公共部门负债多边化的企图,都在马克隆的宣言中被视为天马行空且不得要领的想法——在马克隆的平台策略中对此也只字未提。而对德国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更令人不安的是马克隆希望德国利用其财政能力来提升国内需求,从而减少其巨额经常项目盈余

不过这早就不算什么新点子了: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马克隆的几位前任以及欧洲各地的经济学家都经常提出这一点。而不出所料,德国政府也是应对自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双方的辩论过程如同演戏套路,早已操演多遍了。

德国经济学家和官员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经济政策应该主要关注供给侧,着力诊断和解决结构性问题。而德国官员也经常表示本国经济已经运行在接近其供应极限的水平上了。

事实上,德国政府根本不认为经常账户盈余是个政策问题,而是将其视为德国企业潜在竞争力的体现。这是负责任的工会所产生的良性结果,因为它们允许企业保留适当的工资灵活性。

外国资产的不断累积则是这些盈余的逻辑结果,更不用说是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必要条件了。事实上,德国的决策者认为必须将德国债务相对GDP的比率降低到欧盟规定的60%上限。试问在年景好的时候不赶紧存点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然而这个立场却与马克隆的经济计划不是特别契合。虽然马克隆的计划也包含了解决法国经济供给侧问题的多项重大提案,但它也注重维持经济产出平稳,更重要的是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支出以促进潜在增长。

尽管马克隆取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但如果要执行其经济议程还得经历一场苦战。就算今年6月选出的国民议会能赞成他的改革方案,街头民众的抵制程度也不会比过去几年更低。

然而,德国有充分的理由支持马克隆的供需两侧改革。毕竟法国和德国是高度相互依存的,这意味着马克隆的走向也会对德国产生影响。

虽然德国政府确实无法对工资进行微调(这是好事),但在纯粹的自利之外,它可以通过更多地投资于人力和社会资本——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以及道路,桥梁和网络带宽等公共设施——来为未来铺路。这种方式可以减少私人用户的资本成本,从而使私人投资更具吸引力,同时还能创造国内实物资产,减少德国的外国信贷风险。较低的经常账户盈余意味着德国合作伙伴可以拥有可持续的净财务负债头寸。

如果德国和马克隆无法走到一起,双方的成本都会很大。须知民粹主义并不是某个心怀恶意的外来势力强加于欧洲身上的;而是在欧洲内部有机地滋生,并在真实存在且广泛的不满情绪的推动下蔓延开来。虽然这些不满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但民粹主义的地理分布确实与欧盟的经济不景气状况相契合:太多的欧洲人已经迷茫了太久。因此如果马克隆无法兑现其诺言,像勒庞这样的欧洲怀疑论者就有望赢得法国下一届大选。

为了避免这种后果,马克隆必须比其前任们更加坚定地追求那些艰难但最终有利的政策。他或许能从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那得要一些启发。 2003年,施罗德将改革的必要性置于对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严格遵守之上,因为他需要额外的财政空间来缓和大幅度劳动市场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调整,而让改革优先于对规则的死板遵守也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决策。

如今马克隆也迎来了他的施罗德时刻,他似乎也选择了理性实用主义,拒绝盲目执行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合理的)僵化规则。幸运的是,政策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在德国也是如此。回想当年,虽然德国政府坚决反对建立欧元区银行业联盟和欧洲稳定机制,但这两个机构也都最终成为了现实(尽管有人说规模太小也太晚了)。

欧洲正在经历着一场地震式的转型,其政治制度在内部受到腐蚀(同时又容易受到俄罗斯压力的外部影响)。对“外人”和零和贸易博弈的恐惧正在占据上风。这些情况都要求采取大胆而坚决的行动,但这不仅仅是法国的事,也是德国的问题,因为一旦失败,后者将是损失最惨重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