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选举地理学

巴黎—在许多国家,你住在哪里往往会成为你如何投票的准确预测指标。英国6月份关于“脱离”还是“留在”欧盟的全民公投最能体现选举地理学的地图。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或2015年法国地方选举中对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阵线的支持也体现出类似的模式。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很有可能也是如此。许多人会选择大部分邻居选择的候选人。

这一投票地理学体现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分歧。大学毕业生集中的丰裕城市往往投票给具有国际思维、通常是中左翼的候选人,而中低阶级和工人阶级选区常常投票给往往来自民族主义右翼的反贸易候选人。纽约、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市长都来自中左翼,而规模较小、情况较困难的城市常常喜欢强硬右派政客,这绝非巧合。

Chicago Pollution

Climate Change in the Trumpocene Age

Bo Lidegaard argues that the US president-elect’s ability to derail global progress toward a green economy is more limited than many believe.

地区或地方选举模式和民主一样古老。新情况是空间、社会和政治极化的相关性日益增加,并且正在让同一国家的公民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恩里克·莫雷蒂(Enrico Morette)在《新就业地理学》(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一书中强调,这一新分歧非常突出:在美国最丰裕的大都会地区,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一半,但最落后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人数要少四倍。

经济冲击总是会加剧这一政治分歧。碰巧生活和工作在受全球化冲击的传统制造业地区的人沦为多重输家:他们的工作、家庭财富以及孩子和亲人的命运都与此息息相关。

在精彩的新研究中,MIT的大卫·奥拓尔(David Autor)与合作者探索了政治后果。他们发现,经济受中国出口影响严重的美国选区,做出的反应是用更加激进的政客取代较为温和的代表——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因此,全球化导致经济和政治都出现极化。

长期以来,政府忽视了这一分歧。一些政府相信涓滴(trickle-down)经济学,也有一些政府相信货币政策驱动的增长和就业复苏,还有一些政府相信财政再分配。但这些方案都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繁荣终将惠及所有人,这一天真的愿望与证据相悖。现代经济发展严重依靠互动,而互动需要高密度的企业、技能和创新者。这就给聚集(agglomeration)带来了溢价,也是大城市更容易繁荣、小城市举步维艰的原因。一旦一个地区开始失去技能和企业,就很难指望这一趋势会自然逆转。失业很快就会成为新常态。

总需求扩张很难缓解这一痛苦。即使水涨必定船高的道理仍然成立,也并不一定所有的船都会涨得一样高。有些人感到自己被抛弃,对于这些人,国家增长的上扬常常意味着境况更好的城市更加繁荣、更有活力,而对他们自身来说毫无意义——因此造成了更加尖锐乃至不可忍受的分歧。增长本身成为分歧因素。

而尽管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遏制不平等和贫困,对于修复社会结构效果甚微。此外,财政转移支付的长期可持续性也日益可疑。

英国首相梅在其就职演说中承诺要采取“统一”(unionist)方针对付英国的经济和水乱象。美国总统候选人也重新强调国家和社会凝聚需求的重要性。类似的关注毫无疑问在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选战中也将出现。但是,虽然目的是清楚的,但对于手段,政客们一筹莫展。

在美国总统选战中,贸易保护再次成为热门。但是,尽管进口限制或能减轻一些制造业选区的痛苦,并部门阻止公司迁往增长机会最大的地区。它们不会保护工人免受技术变化的影响。它们也不会复制昔日发展模式。

在英国最为明显、但在其他地区也显而易见的现象是经济移民越来越受到质疑。但在这里,尽管限制东欧工人的进入或能缓解工资竞争或阻止房价上涨,并不能改变小城市和大城市的相对命运。

政客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而应该承认现代经济发展的地理不平衡问题没有速效药。这也许令人不快,但大都会的崛起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一事实,我们不应该抵制,因为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大城市确实能产生总需求收益。

公共政策必须做的是确保经济聚集不会影响机会平等。政府不能决定公司开在哪里;但它们 有责任确保,尽管住在哪里会影响你的收入,但出生于哪里不会决定你的未来。换句话说,公共政策的一个主要责任是限制地理和社会流动之间的相关性。斯坦福大学的拉伊·切蒂(Raj Chetty)和其他人指出,这绝非美国现在的情况,并且其他国家也能观察到类似的模式。

Fake news or real views Learn More

基础设施有所助益。高效的交通、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宽带网络接入有助于小城市吸引不依赖聚集效应的行业的投资。比如,把后台服务放在办公空间和住房便宜的地区更有利。

最后,应该限制情况较好的地区的自私。国家和省级之间的能力分配,以及税收结构需要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制定。要减轻地理经济分歧,必须从根本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