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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开始防止下一场欧元区危机

巴黎—自2012年7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发出著名的声音,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共同货币以来,欧洲领导人便不再关注欧元区的未来。四年多来,他们事实上已将欧元区的稳定和完整转包给了央行行长。但是,尽管欧洲央行表现出了极强的工作能力,其悄然进行的便利安排已经行将结束,因为任何央行都无法解决政治或宪法难题。欧洲各国首脑和政府明智的话应该开始考虑欧元区的未来选择,而不是让环境来替他们做决定。

目前,欧洲领导人对讨论这一问题毫无兴趣。2015年6月,他们只是由各大欧洲机构首脑动动嘴皮子就欧元的未来作了一番报告。几周后,这一问题短暂地回到了议程中——欧元区领导人在7月末花了长长一个晚上讨论是否要将希腊踢出欧元区;但他们只是短暂地公开表示要跟进并解决基本问题。最后,通过强化欧元区来应对英国退欧冲击的响应计划很快也被放弃,因为他们担心改革具有太多的分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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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从未消失。尽管欧洲央行的货币麻药缓和了市场的紧张,但随着12月4日意大利修宪公投的临近,紧张情绪再次高涨起来。截至11月底,意大利和德国十年期国债利差达到了200个基点,为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多家意大利银行状况令人担忧,这也是人们日益担忧的原因之一。英国退欧、美国选出了一位宣扬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并且鼓吹欧盟解体的总统,增加了选民(而非市场)质疑欧洲货币一体化的风险。反欧元政党在所有欧元区主要国家纷纷崛起,只有西班牙是例外。在意大利,它们很有可能能够赢得多数。

在经济方面,欧元区有很多任务有待完成。2012年6月为了便利银行和国家相互依存而启动的银行联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尚未完成。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有所缩小,欧元区内部外部失衡有所减轻,但主要原因是南欧内需受到抑制;从北向南流动的储蓄流没有恢复。失业差距仍然巨大。

欧元区也仍然缺少共同财政机制,德国断然拒绝了欧盟委员会敦促存在刺激支出空间的国家上采取“积极立场”的最新尝试。当然,如果新的衰退袭来,财政稳定也可能严重紧缺。

最后,欧元区的治理仍然过于繁复和技术官僚化。大部分部长——更不用说立法者了——似乎已经迷失在程序的陷阱中。

这一无法令人满意的均衡可能会持续,也可能不会持续,取决于政治或金融风险——或者更有可能地,取决于两者的互动。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制定可能的应对方案。障碍是双方面的:首先,“更加欧洲”的动力已经不复存在;相反,质疑欧洲和排斥考虑政治转移问��的合力构成了一大拦路石。其次,关于欧元危机的性质和根源的看法,各国不尽相同。没有多少政治资本可用于欧洲响应机制,而关于问题所在和解决之道又存在分歧,因此政府谨小慎微不足为奇。

这两个障碍都可以克服。首先,关于欧元区未来的决定并不一定要带来进一步一体化。目标应该是让欧元区运转正常,这意味着在某些领域增加权力的集中,在另一些领域则减少集中。比如,财政责任不应该退化为集中执行共同机制。设计这样一个政策框架是可能的:它采用更加分散化的方针,授予国家机构监督预算行为和总体财政可持续性的权力。

事实上,已经采取了一些这一方向上的步骤。更进一步意味着让各国政府为各自的不当行为负责——换句话说,就是在欧元区内实行局部债务重组。这一方针将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转向这样一套机制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但诸如此类的选项应该成为讨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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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克服第二个障碍,讨论不应该从解决遗留问题开始。在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分配负担难免会引起激烈的争议,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的零和博弈。国际金融关系史证明,这样的讨论不可避免地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实施之后也一定会引起对立。因此,一开始不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看似现实的选择是在解决长期问题之前先从解决眼前的问题开始,但这一选择只是表面上具有吸引力。在现实中,讨论应该从长期来看应该建立具备什么特征的永久性机制开始。参与者应该探索逻辑相洽的选项,直到他们确认是否能够形成一致草案。只有关于未来的一致草案形成,实现之路才有讨论的意义。

欧元区问题没有速效药。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缺乏关于可能的未来的真正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忧虑原因。沉默未必是金;对欧洲的未来命运而言,环绕在共同货币周围的寂静必须尽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