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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碳破产到气候红利

柏林——将全球变暖限制在高于工业化之前2°C的水平是绝对必要的,八国集团和绝大多数世界最出色的气候学家一直这样说。如果上述要求真的要执行下去,后果将会非常极端。

起始阶段,到2050年,总共只允许向空气中排放约7000亿吨二氧化碳。按照目前的排放速度,上述“预算”只能支撑20年。如果排放按照预料中的速度增加,世界将会更早地陷入碳“破产”。因此必须尽早降低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进一步浪费时间会导致成本大幅上涨,致使2°C的最高限度成为空谈。

Erdogan

Whither Turkey?

Sinan Ülgen engages the views of Carl Bildt, Dani Rodrik, Marietje Schaake, and others on the future of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aftermath of July’s failed coup.

富有的北方国家必须改弦更张,新兴工业化国家必须摒弃依托工业化走向繁荣的老路,而世界其他国家甚至不能开始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在筹备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峰会过程中与192个缔约国就排放问题的谈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能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

全球气候公约必须比现存的《京都议定书》更简单、公平、灵活。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全球变化问题咨询理事会(WGBU)建议采纳一个预算公式。其中的核心想法是,未来所有国家都将得到相应的全国人均排放预算,这项预算与公平的全球气候协议必不可少的三大核心要素相关:即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责任、各个国家目前的表现和以全人类生存为目标的全球条款。

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从全球角度看,全面迅速地实现世界经济的去碳化很有必要。所有国家都必须尽快也尽可能地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并改用可再生能源。但因为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首的经合组织国家即使在采取了影响深远的减排措施后仍将很快超过他们碳排放预算,因此他们必须与仍有预算盈余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打破气候谈判领域的戈尔迪乌姆结需要启动技术和财政方面的转移,并以此为条件换取可以超越国家排放预算。

因此负责任的全球气候政策能够带来根本性的国际关系变化,在全球管理体系中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需要鼓足勇气。到目前为止,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的燃烧仍然是积累国家财富的基本手段。可如果2°C的目标能够严格执行,21世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上碳化道路的国家(比如非洲的大部分区域)或者及时脱离了碳化道路的国家(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可以通过帮助必须快速实现去碳化的国家而积累大量财富。

目前,所有这些还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目前状况下,通过配额贸易制度来降低排放还远没有达到公平有效,而成立中央气候银行负责注册并管理排放额度的转让将会迈出重要的一步。这家银行还将确保排放贸易不会违反实现全球总预算的目标,比如防止某个发展中国家在合同期一开始就将尚未使用的排放额度全部出售。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气候银行必须具备相应的权力。而这意味着中央气候银行在承担责任的同时还必须拥有民主的合法性——而这正是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在本质上所缺乏的。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全球管理体系。改进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强新老世界强国(美国、欧盟和中国)和发展中以及新兴国家之间面对面的谈判,后者包括像墨西哥、埃及、土耳其和印尼等新崛起的地区强国。

在这一框架体系内,原有的七国/八国集团已经不再是霸权的核心,而是扮演中间人和预备机构的角色。同时,在谈判的可变构架内,必须与联合国等会议体系、以及欧盟、南方共同市场或者非盟等政治经济区域协会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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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灵活(而脆弱)的多级谈判结构只有当以谈判的清晰道德基础为导向、拥有足够的民主合法性、并在国家和地方行动范畴内获得支持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在公民社会中得到对未来展望的支持,全球领导人将会发现实现大范围合作目标的难度大大降低了。

低碳社会并不是一种危机假设,而是从代价昂贵而危险的过度发展道路上得到解放的真实希望。1963年,当世界侥幸逃脱核灾难的时候,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曾经写到:“世界和平在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里已经不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成为一种必须,一个人类生存的必备条件。”这种说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