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欧洲之年
Richard Haass
纽约—四十多年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宣布1973年是“欧洲之年”。他的初衷是强调大西洋关系现代化的必要性,更具体地说,就是美国的欧洲盟友需要在中东事务和在欧洲对抗苏联方面与美国多加配合。
基辛格会是第一个承认欧洲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再一次面临了欧洲之年。但这一回,促成欧洲之年的因素并不是失望的美国政府,而是来自欧洲自身内部。
情况与1973年一样严峻,甚至更有过之。俄罗斯没有表现出任何撤出克里米亚或停止动摇东乌克兰的迹象。俄罗斯可能对一个或多个与其接壤的北约小国采取类似的动作,这已经是一个切实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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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四十多年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宣布1973年是“欧洲之年”。他的初衷是强调大西洋关系现代化的必要性,更具体地说,就是美国的欧洲盟友需要在中东事务和在欧洲对抗苏联方面与美国多加配合。
基辛格会是第一个承认欧洲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再一次面临了欧洲之年。但这一回,促成欧洲之年的因素并不是失望的美国政府,而是来自欧洲自身内部。
情况与1973年一样严峻,甚至更有过之。俄罗斯没有表现出任何撤出克里米亚或停止动摇东乌克兰的迹象。俄罗斯可能对一个或多个与其接壤的北约小国采取类似的动作,这已经是一个切实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