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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自由贸易受害者为时已晚

发自剑桥——近来全球世界各地的商业和政策精英们似乎已经就如何应对被特朗普这类民粹主义者巧妙利用的反全球化逆流达成了新的共识。鉴于全球化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信心承诺早已不复存在,精英们只好承认全球化也会有赢家和输家的事实;但他们认为正确的反应不是停止或逆转全球化;而是为了确保输家得到补偿。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埃·鲁宾尼(Nouriel Roubini)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新共识:反对全球化的逆流“可以通过那些对劳动者所承受的全球化附带损失和成本进行补偿的政策来遏制和管理,”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制定这样的政策,全球化的输家们才开始认为他们最终可能会加入其赢家的队伍。”

这一论点似乎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极为合理。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虽然贸易自由化能令一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但也将引发收入再分配以及一些群体的绝对损失。因此只有赢家补偿输家的情况下贸易协议才能明确提升国家整体福利。而这些补偿也能确保更广泛的选民能支持贸易开放政策,也应当是极好的为政之道。

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开放和再分配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人移民或重新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特别是农业方面)来解决的。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这类限制变得不那么有约束力,使更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得以实现。当前与国际经济接轨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也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安全网和社会保险计划(福利国家模式)。欧洲的研究表明,各国内部的全球化输家往往更倾向于实施更积极的社会保障计划和干预劳​​动力市场。

如果说当前欧洲的反贸易思潮在政治上还不明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年来各项社会保障依然完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福利国家和开放型经济体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

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算是全球化的后起之秀。直到最近,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相对绝缘的地理位置依然提供了相当大的进口保护——特别针对各低工资国家。在传统上美国也不算是个强福利国家。

当美国在1980年代开始向墨西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时候,人们预计它可能也会走欧洲路线。但在里根主义者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唆下,美国却反其道而行。正如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主席拉里·米歇尔(Larry Mishel)所言:“对输家的忽视是有意为之的”。1981年,“贸易调整援助”项目成为遭里根总统抨击的首批政府项目之一,项目的每周补偿金额也遭削减。

里根之后的历届民主党政府也继续执行这类破坏行动。按米歇尔的话来说,“如果自由贸易商真的关心工人阶级,他们可以拥护一整套政策来支持强劲的工资增长:充分就业,集体谈判,高劳动标准,高水平的最低工资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治理遭到扩大与低工资国家贸易的‘冲击’之前”完成。

那么美国如今可以逆转这一进程,转而追随新兴的普遍认识吗?早在2007年,政治学家肯·舍夫(Ken Scheve)和经济学家马特·史劳特(Matt Slaughter)就呼吁在美国实行“全球化新政”,将“对世界经济的参与和更切实的重新分配”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在美国将采取更为累进性的联邦税制。

史劳特曾服务于小布什总统的共和党政府。可见当前的美国政治气候已经两极分化到已经无法想像会有共和党人提出的类似建议。特朗普及其国会盟友努力削弱前总统奥巴马健康保险计划的举措则反映出共和党人致力于缩减而非扩大社会保障。

当前针对补偿全球化输家的需求的共识认为,赢家是受开明的自利所驱动的——他们认为来自输家的认可是维持经济开放的关键所在。但特朗普的上台却透露了另一种观点:全球化,至少在其当前的架构上,会将政治权力的天平倒向那些具备足够技术和资产来从开放中受益的人,从而在第一时间破坏了输家的组织影响力。特朗普的胜利体现出对全球化的不成熟的怨恨很容易被引导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更符合精英阶层利益的议程上去。

补偿政治总会遭遇经济学家称之为“步调差异”的问题。在通过一项新政策(比如贸易协议)之前,受益人存在承诺赔偿的动机。可一旦政策通过,他们就没兴趣再去履行了,要么因为兑现承诺在各方面都耗资巨大,要么是权力的天平已经向他们倾斜了。

补偿的时机来过,又走了。即便补偿在二十年前可行,也不再是对全球化不利影响的实际应对手段。而为了不至于把输家抛下不管,我们只得考虑如何去改变全球化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