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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进步政治联盟

发自华盛顿特区——只需再等不到三个星期,我们就会知道谁是美国的下一任总统。而这位总统在欧洲的合作伙伴人选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2017年两次选举的结果:5月初的法国总统选举和10月底的德国联邦选举。

当然,英国脱欧将对欧洲的未来形态产生影响。而“硬脱欧”选项最近获得了极大关注——尤其是自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宣布打算集中力量限制移民,即便这意味着失去进入单一市场的资格——其本身也将改变欧洲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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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最近撰文指出,欧洲领导人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放弃并坐视欧洲项目走向缓慢但必然的终结”还是“实现欧盟的转型”。这种转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不仅需要为欧洲规划一个新的制度性远景,而且需要重大的政治重组,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

一个笔者在脱欧投票之前就详细描述过的可行制度性远景,是建立“两个欧洲合一体”。欧元区国家将形成一个更深入一体化的“欧洲A”,而另一个国家集团将涵盖那些更为多样化和松散联结的“欧洲B”。两个欧洲将紧密联系相连,并针对情况各不相同的欧洲B国家分别订立一些协约。两个欧洲将一起构成后脱欧时代“大陆伙伴关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最终取代欧盟。

这个想法有点激进,只有在各大政治力量(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都愿意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每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都需要以拯救“欧洲”的目标来指导——实际上是推动——自身的行为。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实现一种经济政策来平衡市场竞争和社会团结,并为各地的特异性留出空间。

在法国和德国,这种政治动力将取决于中右翼和中左翼亲欧洲势力的联盟——这一联盟可以压制并最终消解各自阵营的极端主义派别,从而确保反欧洲政治趋势不会阻碍人们向前迈进。举出一个具体——甚至会引发争议——的例子,在法国这样的重新调整可能意味着:选出中右派的阿兰·朱佩(Alain Juppé)担任总统,然后与一个总理伊曼纽尔·马孔(Emmanuel Macron)合作,发展出一个“超越过去”青年中左派运动势力。

至于德国,中右派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体上还不够亲欧。其内部受制于一个政治观点与欧洲长期进步不兼容的保守派别;在外部又受到最近声势日隆的极右翼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制肘。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安吉拉·默克尔总理领导的基民盟明年能拿到最多票,它也将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对此欧洲A集团的国家将负有更多的联合责任,而欧洲B集团国家将实施灵活安排。具体来说,基民盟的亲欧派成员必须与左翼盟友——即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人——通力合作。

那么即使遭到基民盟内部右翼势力的反对,这样一个非正式联盟依然能令默克尔项目在议会中获得经常性的支持。然而为了拯救欧洲,它必须变得更加深入和可靠,以统一的目标来主导共同的议程。

重整政治势力的需求不是法国和德国所特有的。改革派和现实主义全球化者都有着许多理由去联合起来,对抗那股试图将怀旧理想转变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几乎完全建立在身份政治之上的民粹主义运动。

我们的世界在近几十年来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也不例外。寄望旧的安排能够���当前政策需求或政治动态作出充分反应是没有意义的。试看西班牙要建立一个新的多数派政府是何其艰难——这个过程迄今已达两年,而且还未到头。

在这一背景下,政治改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选举所表现出的党派转变和冲突就是明证。然而改组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结果。为了确保欧洲能拥有一个积极,开放和繁荣的未来,就必须确保上台执政的势力这么一批人:既认识到政治上和经济上开放的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又明白我们急需能够推动更多包容性的国家和全球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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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进步的中右翼和中左翼势力击败了那些开倒车的对手,也还是不够的。传统的政治架构总是冒着被强调身份认同的民粹主义所劫持和垄断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前瞻性政治团体必须以更具结构性的方式克服互相之间的分歧,以推进欧洲的新制度愿景。

这种旨在建立新进步多数派的深刻政治改革将是相当艰难,而且无法一蹴而就。但它是欧洲唯一的选择。没有它,“欧洲”就会凋零,对经济开放和民主价值观的攻击将继续在世界各地引起关注——并引发潜在的破坏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