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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固定资产投资激励的问题

伦敦—2月份时,我注意到,考虑到此前12个月的政治剧变, 2016年底全球经济处于比许多人所预料的更强的周期位置。这一上扬之势贯穿了2017年一季度。据最新“临近预报”型指标,世界GDP增长将超过4%——也许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以来最强劲的经济表现。

但是,一些观察者——而不仅仅是一贯的悲观派——反驳说证据仍然只是偶然的,无法预测当前经济状况会持续多久。确实,2008年以来的漫长复苏中出现过几次增长反弹,但最后都快速湮灭,回归停滞。

要提振长期经济增长,商业投资必须增加。不幸的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西方经济体,非住宅固定投资正是此前短暂的加速周期中所缺失的因素。

没人能够肯定地说为何非住宅商业投资在近几年来无法复苏。但我怀疑,对于这一问题的略显悲观的传统智慧是错误的。

传统观点认为,忧心忡忡的CEO们认为长期风险“不值得冒”。他们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包括担心过度监管、令人不堪重负的公司税、债务水平高企、朝令夕改的政策、对全球化的政治抵制,以及对美国之外(甚至美国国内)消费支出能否持续的怀疑。

比较不悲观的观点认为,2008年后,全球经济难免需要摆脱美国消费引擎,适应新型消费经济体(如中国)的崛起。到那时,好日子就要来了。

我倾向于这一比较不悲观的阵营。我在3月份时 指出,中国经济在2017年一季度表现令人惊喜,并且很有可能���续到第二季度。事实上,中国最新月度数据表现出经济加速的信号,特别是消费。此外,第一季度数据明显地显示,中国消费者正在成为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力。

面对这样的数字时,悲观者的回应是坚持中国最近的强劲经济表现只是暂时的——是更加不可持续的刺激的产物。而即使增长得到保持,他们指出,中国当局也不会让西方企业——根据极端悲观者的说法,甚至中国企业也不行——从中获益。但不论悲观者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正确,商业投资在全球增长引擎坐落在别的国家(如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德国)时仍然不温不火,这一点十分奇怪。

在我担任英国政府抗生素耐药性评估(Review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主管时,我必须对制药业进行更好的理解,我了解到,必须为微观力量——以及常识——说几句话。

以未来为例。未来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也永远如此。但最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发生在企业还没有那么不确定时——即它们笃定地认为未来是光明的时。确定性泛滥可以解释2000—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和其他许多泡沫。

但是,拜信息(包括不同观点和立场)易得性的大大增加所赐,现在我们知道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西方(以及新兴世界的许多)企业的行为完全符合逻辑,特别是考虑到金融系统的当前运行状况。为何企业领导人要在不确定的世界投资,而不是满足要求很高(但总体而言又厌恶风险的)投资者而发放股息,或回购公司自己的股票(从而改善市盈率,如果能因此提高自己的薪水就更好了)呢?

最终,CEO们和大部分激进投资者都乐于见到这一方法。不幸的是,公司员工并不是这样,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的薪水和养老金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养老金事实上还因为西方国家政府债券收益率的普遍下降而受损了)。

民选政府改变游戏规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首先,这意味着改变税法,大大减小发债的吸引力,特别是当所筹资金用于回购股票时。在最低程度上,必须让回购股票比进行支付真正的股息更难。如此,至少所有股东,而不是仅仅是高管内部人士,都能获益。

此外,同样是这群高管,他们的薪酬不应该基于短期市盈率指标。更多投资者应该要求激励有所改变,以反映真正的长期业绩指标。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最近发声支持这样的变化,值得赞扬。其他大型机构投资者和决策者也应该跟进,轻轻地推公司界一把。如果我们改变了激励,就有可能最终看见商业投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