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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缩有可能刺激增长吗?

圣地亚哥—欧洲的最近经验表明,财政收缩不可能带来扩张效果。希腊尝试了财政收缩,结果政府支出下降、税收增加,产出崩溃。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没有希腊那么剧烈。欧洲的紧缩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样称呼他们——输掉了这场争论。

但西方的教训未必适合其他国家。

在两个南美国家,财政整合可以刺激增长的概念应该重新审视。在巴西,政府一直在削减其为数巨大的财政赤字,与此同时,其经济正从几十年来最深度的衰退中复苏(尽管最近缠上总统特梅尔的腐败丑闻可能令复苏中断)。在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的政府在削减赤字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但并没有引起经济回归停滞的风险。

财政收缩可以起到扩张的效果,如果市场预期今天的紧缩能够防止未来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强的赤字削减措施(或更糟糕的全面财政危机)的话。换句话说,公共债务必须足够大,或增长足够快,因此政府很快就将失去继续借钱的能力。希腊就是如此,但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不是这样。即使在欧元危机的顶峰时期,它们仍然可以以从历史标准看相当低的利率借到资金,想借多少借多少。

但另一个条件对于财政紧缩不致于引起产出耗竭也至关重要:中央银行必须有空间降低利率并让货币作出调整。显然,欧洲央行不符合这个条件,它一直将名义利率保持在如今声名远扬的零下限。此外,根据欧元的性质,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元区成员国不拥有自己的货币,无法用贬值来刺激出口。因此,财政紧缩导致深度衰退和失业暴增不足为奇。

但南大西洋对岸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巴西总公共债务接近GDP的80%,真实(经通胀调整的)利率为世界最高之列。考虑到直到最近的财政趋势,最终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大。

这一风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如果特梅尔的问题导致至关重要的退休金改革无法获得国会批准的话。巴西的退休金支出占GDP之比与意大利相当,尽管其人口年龄要比意大利小得多。但是,尽管政局不稳,市场仍然保持足够的冷静,使得巴西央行能反复降低利率。

在巴西这样的重债国,财政整合可能对汇率产生非常规效应:一旦赤字缩小,人们就不再那么担心政府将试图用通胀来减轻债务负担,因此其货币将升值。巴西经济规模庞大,相对封闭,因此有竞争力的真实汇率对于增长的意义不向小型开放经济那么关键。事实上,由于巴西公司大量借入美元(本国利率高企的结果),货币升值在短期很有可能起到扩张效果:公司能够改善资产负债表而不必解雇工人、削减投资。

升值的货币就是财政改革措施所达到的效果,直到特梅尔被曝光用钱封堵入狱政客的嘴。接着,标准普尔和穆迪纷纷将对巴西的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毫不奇怪,巴西货币也从4月中旬3.1雷亚尔兑1美元的高峰开始贬值。

在阿根廷,马克里团队从在他之前执政的庇隆主义基什内尔王朝继承的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但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如此,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仍有改进余地。

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重振增长,而阿根廷总公共债务占GDP之比为50%(净债务占GDP之比为27%),因此马克里采取了减税,让初级赤字占GDP之比从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执政的最后一年的4%上升到2016年的4.3%。2017年的官方目标是4.2%。

阿根廷政府一直通过海外��贷来填补缺口(2016年总财政赤字接近GDP的6%)。由于马克里已与阿根廷2011年主权违约事件的强硬债权人达成了和解,私人部门也能够重新获得外国借款。

由此带来的资本流入令阿根廷货币升值,目前的真实汇率大致与马克里执政之初采取浮动汇率时相当。通货膨胀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尽管比索表现出强势。因此,阿根廷央行在4月份提高了短期利率。

紧缩的财政政策可以增强反通胀计划的信誉。通胀下降能为更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创造条件,令货币的真实利率贬值,刺激出口和增长。

阿根廷的持续增长只能来自可贸易部门的扩张。真实汇率将更具竞争力,这一确定性的增加有助于释放农商业(阿根廷拥有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自然条件之一)、能源和进口竞争型(import-competing)制造业的投资。

实现这一确定性绝非易事,因为大部分初级赤字来自残余的家庭和企业能源补贴;提高(电力、天然气和其他东西的)所谓的官定价格将导致相关价格指数的跳涨以及通货膨胀的暂时性猛增。于是,这场游戏就变成了说服消费者相信通胀的升高是暂时的,而对于这一点,可信且强大的财政锚至关重要。

因此,巴西的财政整合能让货币升值,而阿根廷的财政整合能为更有竞争力的真实汇率创造空间。这两个效应都有利于增长——并且只在短期有效。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承认了其低估了财政紧缩对欧洲增长的短期消极效应,但对于长期而言,IMF的研究明确指出,“降低政府债务或能提高产出,因为真实利率利率下降和利息支出成本的降低使得削减扭曲性税收成为可能。”认为改善财政状况能帮助长期增长不必拘泥于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所提出的99%的GDP这一争议性阈值,特别是在巴西这样的长期低储蓄、高利息的经济体。

阿根廷和巴西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财政调整能为增长创造机会,它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