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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财政积极主义日程

伦敦—本月日程中有两个重要事件: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以及11月23日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首次发布秋季报告(Autumn Statement)。显然,后者作为事件没有前者重大,但它的所产生的重要后果绝不止于英国。

今年截至目前,经济学一直在与情绪作斗争,如美国大选中的人身攻击、英国选民决定退出欧盟等。但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我们可以预期还能看见更多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

 1972 Hoover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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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US president-elect fills his administration, the direction of American policy is coming into focus.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interpret what’s on the horizon.

在9月G20峰会公报中,G20集团领导人一再提及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世界增长的措施,并提出要进行更多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协调。尽管来自美国和中国的最新数据——令人惊讶地,也包括欧元区和英国的数据——表明四季度GDP增长可能较今年早前的萎靡表现有所改善,但采取新政策强化世界经济仍然很有必要。

我最近负责领导英国抗生素耐药性评估(Review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AMR评估),并且长期以来一直在深入思考教育措施,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更加冒险的措施应对长期和周期性挑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的最新评论《可持续投资论》(The Case for Sustainable Investment)让我更加确信决策者和重要发展融资机构面临着巨大的机会。

财政积极主义不能只停留在基础设施。在AMR评估中,我们发现,从现在到2050年间,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定的公共卫生干预,未来34年全球GDP可能蒙受100万亿美元损失。这些干预需要在十年中投入400亿美元,也就是说,防止100万亿增长损失的投资只需要耗费当前全球GDP的不到0.1%。一位精明的投资者朋友对我说,这相当于2,500%的回报率。

投资于卫生和教育对发展中世界的长期前景来说至关重要。对与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关系密切的人士来说,新开发银行(NDB)——正式名称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显然能够也应该帮助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卫生和教育领域进行合作。

AMR评估认为,到2050年,每年将有一千万人的死亡可以归因于抗药性传染病,其中抗药性结核菌株要占四分之一。NDB绝对应该采取措施支持新结核病治疗和免疫研究,特别是针对抗药性菌株的研究,因为结核病在金砖国家非常普遍。此外,除了金砖国家,其他NDB试图帮助的低收入国家也将因为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而蒙受更多损失。

类似地,许多金砖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人民无法获得高质量初等教育,因此大幅增加该领域投入势在必行。萨克斯也持有同样观点,而英国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呼吁更有吸引力的融资方法和社会企业加入教育事业。

NDB、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应该考虑发达国家目前正在为自己制定的积极主义财政政策方针。并且它们应该更进一步,因为它们所面临的政策紧迫性是互相关联的。

在西方,转向财政积极主义反映出人们广泛认识到货币积极主义已成强弩之末,至少边际效应已经微乎其微。平心而论,央行在技术上应该竭尽全力实现通胀目标;但过度量化宽松已经带来了高昂的代价,并且似乎是康大多数人之慨便宜极少数人。

货币政策已是明日黄花,包括加强基础设施支出在内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但它并不是许多支持者所鼓吹的那样的免费午餐,因为决策者不可能忽视许多发达国家都存在的高企的政府债务水平。

观察哈蒙德如何制定通往增加基础设施支出之路,同时坚持民主党财政责任承诺令人很感兴趣。而在美国,如果我们能看穿选举季互相攻讦的迷雾,似乎双方都支持增加基础设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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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点,下任美国政府(不管谁获胜)以及忙于证明英国退欧后“开放性”的新英国领导层应该将财政积极主义扩大到国内基础设施之外,进入更一般性的全球发展领域。比如,如有合适的支持,世界银行可以创造出AMR或全球教育债券等信投资载体,能够支持未来发展,挽回可能失去的未来全球增长。

美国和英国都需要证明它们能够超越高度敏感——并且实事求是地说,目光狭隘的国内政治问题。它们应该记住,没有以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出口市场,所有经济再平衡尝试都将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