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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ramanian14_EITAN ABRAMOVICHAFPGetty Images_protest Eitan Abramovich/AFP/Getty Images

金融全球化令人困惑的诱惑

坎布里奇——经过数十年的拖延,中国终于接受了金融全球化,于不久前宣布其将取消资本管制,允许不受限制的短期外资流入(也就是所谓热钱)。相反,在历经数十年的繁荣与萧条周期后,阿根廷则面临着又一场宏观经济危机,并因此最终强制实施资本管制,以防止其货币出现灾难性下跌。

上述两个事件都表明,尽管历史上金融全球化屡屡失败,但它对决策者仍具有理智上的吸引力。毕竟,中国为什么要现在放弃资本管制,而阿根廷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采取上述明显必要的措施?

有许多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除向市场经济过渡外,中国还受益于出口和外国投资、国内移民以及毛泽东时期留下的公共教育和卫生体系。中国还在文化上继承了强大、有效的政府,统治这个政府的是开明、尽管无情的领导人。中国人民整体渴望稳定。但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决定不对资本流动开放经济。

我们只要想想以下与历史相反的事实。上世纪90年代末,当中国经济奇迹变得越来越明朗时,它本来很容易就会屈从于当时盛极一时的金融全球化正统理念。如果它这样做的话,可能的结果是,大量涌入的外国资本追逐中国的高回报、人民币快速升值、出口增长放缓以及经济失去活力。中国的出口机器就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世界主宰,而且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因为外国资本的变化无常而承受更剧烈的波动。事实上,定期爆发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的阿根廷完美地诠释了这些不利因素。

资本流入一直引发或伴随着过去几十年新兴市场的几乎每次重大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1991年的印度、1994年的墨西哥、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亚和俄罗斯莫不如此。21世纪初的巴西、土耳其和阿根廷也未能幸免;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的巴尔干半岛、冰岛、希腊和西班牙也同样如此;2013年“五大脆弱”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土耳其)也无法幸免。如今的阿根廷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资本流动往往反映出特定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更深层次的政策或失衡问题。但它们往往也是危机的必要传导机制,并因此放大了上述经济体所最终遭受的损失。尽管新自由主义共识的绝大多数原则——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贸易一体化、移民、财政纪律和视增长高于分配的理念——现在正在遭受挑战或全盘否定,但金融全球化仍然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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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表明金融全球化——特别是不受限制的热钱——加剧了宏观经济动荡,为爆发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并通过损害可贸易行业竞争力来抑制长期经济发展。鲜有经济学家将金融全球化列为可持续长期发展或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先决条件。而有利于金融全球化的论据则假定,所有国家均已实现高要求监管。排除远期因素,其实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而且可能根本不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允许对资本流动进行限制,尽管这仅仅是抵御周期性波动的一种临时最后手段,但金融全球化的教条仍然没有改变。也许原因之一是发展经济学仍然没有摆脱其资源/储蓄原教旨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内储蓄不足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意味着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应当以外国援助的形式吸引资源,或者在援助遭到普遍怀疑后,吸引外国私人资本助力发展。

又或者,正统理论挥之不去可能归功于阻碍对资本跨境流动进行全新管制的根深蒂固的金融利益集团。有几个国家的富裕精英们——尤其是拉美和南部非洲国家——早就接受了金融全球化,因为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为他们的财富提供了一条有用的逃离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惯性和可能的声誉成本导致人们很难突然开始鼓吹逆转。长期以来,全球金融精英一直依赖于一种将资本管制等同于没收的说法,而任何负责任的决策者都不希望被视为侵犯财产权。

最近,因为若干发展中国家已经成功克服了外币借贷的“原罪”,限制金融流动已经变得没有那么令人反感。在目前被普遍接受的金融体系中,以本币计价的金融流动排在以美元计价的金融流动之前,因为它们不会在汇率下跌过多时导致爆炸性增长的债务负担。可以理解,人们认为避免了上达资产负债表影响的借贷形式问题小了很多。

尽管如此,在当前增长长期乏力、发达经济体长期利率持续偏低——甚至为负——的大背景下(这一现状被称之为“日本化”),仍然存在发展中国家抵御不住诱惑,寻求扩大对外借债的危险。这条路只会导致更大波动、更频繁爆发危机以及整体活力下降。但更多国家还是选择了它,而新知识修正主义的支持者似乎温和地默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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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ildt70_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_trumpukrainezelensky 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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