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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联邦主义和进步抵制

伯克利—2016年是民粹主义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崛起的一年。在收入停滞、经济机会损失和丧失进步信念导致不满大幅扩散的情况下,选民选择支持承诺让权力回归“人民”、动摇主流政治领导人为了腐败“精英”的利益而“操纵”的制度的候选人。在美国,日益增加的种族多样性、慢火焖炖般的种族紧张以及社会风俗的改变让选举之火火上浇油

在美国,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感的长期流失在11月唐纳德·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中达到顶峰:尽管奥巴马总统得到了众多民众的认可,但只有19%的美国人相信联邦政府能做出正确的事。考虑到共和党的政策重点传统——从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内阁人选中可见一斑——联邦政府项目可能遭到大量削减(军事是一个显著的例外)。讽刺的是,削减医疗、教育和培训以及环境支出,加上大规模累退性个人和企业减税,将进一步有利于“精英”而有损于惠及大部分家庭的项目。

但联邦项目所解决的重大社会和经济挑战不会消失。处理它们的责任只是更多地落到了州和地方政府肩上,后者必须找到创新解决办法。事实上,特朗普主义的答案是“进步联邦主义”:用授予美国联邦体系中的次国家级政府的重大权力追求进步政策。

盖洛普年度调查仍然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信任州政府(62%)和地方政府(71%)能够解决问题。2014年的皮尤(Pew)研究发现,只有25%的受访者满意国家政策方向,但有60%满意本人所在社区的治理。美国宪法允许各州充当布兰代斯(Brandeis)法官所谓的民主实验室,在不危及其他州的情况下实施创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