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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的危机累积年

发自西雅图——在发生了近期货币政策史上其中一个最大幅度转向的2019年过去后,各国中央银行如今希望在2020年实现安宁与平静。这对于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这两个世界最强大的货币机构说尤其如此。然而安宁与平静能否实现越来越不受它们的直接控制。如果市场屈从于任何数量的中期不确定性因素(其中许多因素远远超出了经济和金融范畴,延伸到了地缘政治,机构体制以及国内社会和政治状况领域),它们的希望就极易破灭。

就在一年多前,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正逐步收缩其大规模扩张的资产负债表,同时美联储正在将利率从全球金融危机中首次下达的水平逐步提高。在多年依赖于超低或负利率以及大规模资产购买之后,两家机构都试图将其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在2018年四次提高利率并暗示将在2019年进一步加息,并将其资产负债表放开到“自动驾驶”状态。欧洲央行已结束其资产负债表扩张并开始摆脱进一步的刺激措施。

转眼一年后,所有这些措施都遭到了逆转。美联储非但没有在2019年进一步加息,反而三度降息;它不仅没有缩减资产负债表,还在去年最后四个月大幅扩大,幅度甚至超过了危机以来的任何同比时期;它远未表示其利率结构将最终正常化,而是强行进入了一个“更长期更低利率”范式。欧洲央行也将其利率结构进一步推向了负数区,并重启了资产购买计划。于是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为世界范围内的多次降息扫清了道路,创造了有史以来其中一个最为宽松的全球货币条件。

这种戏剧性政策转变在两个方面特别令人好奇。首先,尽管中央银行——无论是其内部还是外部——对长期依赖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附带损害和意外后果日益感到忧虑,但这一做法却成为了现实。出于超低和负利率对经济活力和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这种不适感全年都在增加。第二,这一戏剧性逆转并不是对全球增长崩溃的回应,更不别说一场衰退了。根据大多数机构估算,2019年的增长率约为3%——前一年为3.6%——而许多观察家预计2020年将迅速反弹。

各大央行不但没有对明确的经济信号作出回应,而是屈服于金融市场的压力。比如2018年第四季度,当时美联储对似乎威胁到了全球某些市场运作的股市大幅抛售做出了应对。另一个事件发生在2019年9月,当时美联储对批发融资(回购)市场爆发的一场突发性意外冲击做出了反应——该市场是个复杂且高度专业化的细分市场,涉及到美联储与银行体系之间的密切互动。

这并不是说中央银行的目标并非在每次事件中都受到威胁。在上述两起状况下,普遍化的金融市场错位都可能损害经济增长和稳步通货膨胀,从而为更为严厉的货币政策干预创造条件,而这也是美联储为何尤其以“保险”起见实施政策转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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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央银行所面临的挑战可不止于此。通过允许金融市场再次主导货币政策变化,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在本已燃烧多年的大火上添了一把柴。无论潜在的经济基本面如何,金融市场都被从一个破纪录高位推向另一个高位,因为交易者和投资者已经习惯于相信央行是他们的“永远的挚友”。而央行也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愿意并且有能力出手抑制波动并保持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正确的方法是在市场下跌时买入,而且买得越多越快就越好。

但鉴于中期不确定因素不断累积,各国中央银行家已经无法保证能在2020年实现平静。尽管充足且可预测的流动性可以帮助稳定市场,但并不能消除阻碍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现有障碍。尤其是欧元区经济当前正受制于侵蚀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障碍。同时还存在着源自于气候变化,技术颠覆和人口结构发展趋势的长期结构不确定性。

此外,在世界范围内民众普遍丧失了对机构和专家的信任,一些主要社会阶层内部也弥漫着深深的边缘化和疏远感。政治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许多民主国家正在经历多种不确定的过渡进程。同理,尽管“第一阶段”协议暂时缓解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但基本的冲突根源仍未得到解决。随着美伊之间紧张状态升级,伊朗誓言要进一步报复美国定点击杀前者最高军事领袖的行为,全世界局势也陡然紧绷了起来。

如果想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这一系列不确定性所要求采取的政策对策已经远远超出了央行的传统职权范围。这一切都要求动用结构,财政和跨境工具进行全面的多年参与介入。否则金融市场就将继续期望央行干预,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央行干预不仅对经济越来越无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不管中央银行在2020年是否避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们都可能面临对其自主权至关重要的政治自治和政策公信力的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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