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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和社会民主的倒塌

坎布里奇—显然,30年前柏林墙的倒塌会改变一切。但这一改变对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观察。

1989年,苏联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让数百万人陷入了贫困,显然在与西方经济模式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四十多年来,冷战在世界各地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在这些地方,冲突要比冷战这个名字所表现出来的热得多),也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数十个国家的镇压和精英掌权创造了借口。

但后冷战时代固然有诸多积极影响,也终结了西方社会民主契约:长期以来一直在保护工人和穷人的安全网、监管、全民公共服务、分布式税收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据政治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如已故的托尼·朱特(Tony Judt)所引用),这一政策共识带来了“有史以来所见的最大的进步”。它不但限制了,然后降低了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性;也带来了数十年的持续增长。

战后时期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广泛的竞争性市场,竞争性市场通过打破垄断和强大企业集团的监管建立。经济增长也依赖于对公共教育和政府拨款的创新的慷慨支持。在此期间,高薪优质岗位的大量出现乃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结果,在这一制度的保护下,雇主无法对雇员施加过度权力;而如果没有这一约束,企业的工作条件将很差,而工作的薪水将很低。

社会民主在政治中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如果掌握国家权力的精英,那么再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国家计划都不会发生。广泛的政治参与是通过扩大公民权、深化民主流程的改革实现的。其背后又有强大的政党(如瑞典工人党)和工会的支持。并且其受到促使人们支持和捍卫民主的大同论观点的推动。

从很多方面看,美国与它的西欧友邦没有什么区别。纵观罗斯福新政和战后时期,它一直热衷于破除信任,遏制富人的政治影响力。它建立了政府经营的老人和残疾人退休基金(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再分配税收,并采取了各种扶贫措施。尽管口头上反社会主义,但它仍实施了美国特色的社会民主——这意味着社会安全网比其他国家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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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如果脱离了共产主义,都无法理解。毕竟,社会民主运动源自共产党,其中许多——包括战后德国的社会民主派和法国社会党——直到20世纪60年代乃至80年代,才放弃社会主义叙事。在建立新劳动力市场制度、确保高质量公共服务、实现广泛社会共识方面最为成功的政党,如瑞典工人党和英国工党,往往会否认它们早前的马克思主义,但它们的叙事与它们的马克思主义“表亲”们一模一样。

更重要的是,精英本身也将社会民主契约作为防止共产主义革命的手段。这一社会民主的反共模式推动了经济学家凯恩斯(战后秩序的缔造者之一)等知识分子,以及从小罗斯福到肯尼迪和约翰逊的美国政治领导人。类似地,共产主义(来自朝鲜)的威胁促使韩国领导人追求雄心勃勃的土地改革和教育投资,并容忍一定程度的工会活动,尽管他们希望将工资保持在低水平。

但当共产主义崩溃时——不管是作为经济制度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也被釜底抽薪。突然间,社会民主面临着发明一种同样包容、同样大同额新意识形态的需要,左翼措手不及,无法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已占优势的右翼的领导人将共产主义的崩溃解读为一个遏制社会民主,支持市场的信号(和机会)。

但是,出于众多理由,西方许多国家接受这一日程是一个错误。首先,它忽视了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政府研发投资对于战后增长的作用。其次,它没有遇见到,解散社会民主制度会削弱民主本身,进一步赋权给在任政客和富人(他们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加富裕了)。第三,它忽略了两次战争之间这几年的教训,当时,缺少广泛的经济机会和强大的安全网为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的崛起奠定了条件。

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可能构想了一个市场更有效、官僚控制更少的世界。但他们所发起的政治革命“养成”了美国特朗普当总统个英国约翰逊当首相。

社会民主契约现在需要根据二十一世纪重新制定。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从不受控制的去监管化和金融胡作非为一直到全球化 自动化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我们还需要构建足够广泛的新的政治联盟,将产业工人也包括进来,他们仍是全体人口中政治上最活跃的群体,即便他们的数量有所下降。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削减大公司的权利、提供全民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和高质量教育)、保护工人和防止低薪水高风险就业,以及研发投资等政策不仅仅应该根据经济结果来评估。它们是社会民主工程的基础,也是繁荣与稳定的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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