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ffetz2_SILVIO AVILAAFP via Getty Images_vaccine trial SILVIO AVILA/AFP via Getty Images

谁在害怕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

伊萨卡/芝加哥——如果没有严格的研究和公开调查,那么定义了现代、拯救无数生命并带来巨大经济增长的突破,就永远不会发生。从发现物理定律和疾病的细菌理论到制定公共政策,学者们通过实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现在,在新冠病毒新变种的阴影下,社会难以重启旅行,重开学校和职场,迫切需要社会实验来确保我们实施具有成功记录的政策。

如此,我们将建立在一个传奇的传统之上。 1881 年,对疾病的细菌理论持怀疑态度的著名法国兽医希波吕特·罗西尼奥尔( Hippolyte Rossignol )向路易·巴斯德( Louis Pasteur )提出挑战,要求他通过在巴黎郊外的农场给动物接种疫苗来验证他的假设。巴斯德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公开挑战,尽管那时还从未有过在实验室外接受检验的疫苗。

1881 年 5 月 5 日,罗西尼奥尔的农场的几十只动物接种了炭疽疫苗(两周后又接受了一次“保护性注射”)。一组类似的动物没有接种疫苗。 5月31日,两组动物均注射剧毒炭疽。两天后,一群农民、兽医、药剂师和农业官员聚集在罗西尼奥尔的农场观察结果。巴斯德的理论得到了证实:所有接种疫苗的动物都活得很好,而未接种疫苗的动物则死亡、垂死或状况不佳。

我们非常感谢这种早期的实验,它们有了正式的名称:随机对照试验(RCT)。 RCT 发挥两个重要作用:帮助科学家推动科学向前发展;以及帮助说服社会其他人相信这种科学。

巴斯德的实验刚刚过去 140 多年,全世界屏住呼吸等待新开发的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这些随机对照试验结束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各国政府忙不迭批准新疫苗,各国竞相争取供应。

Subscribe to Project Syndicate
Bundle2021_web4

Subscribe to Project Syndicate

Enjoy unlimited access to the ideas and opinions of the world’s leading thinkers, including weekly long reads, book reviews, topical collections, and interviews; The Year Ahead annual print magazine; the complete PS archive; and more – for less than $9 a month.

Subscribe Now

自从巴斯德奠定对照医学试验的基础以来,这已成为科学的金标准。自 1963 年以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在允许新药物的商业用途之前都要求基于 RCT 的证据。如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要么接种了疫苗,要么急切地等待接种疫苗,因为人们无需明言信任科以及作为科学的基础的可靠、透明、公开的实验。

但 RCT 不仅限于医学。 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社会实验也遵循了这个过程。一项这样的实验源于对现有和备选福利计划的政治辩论。由经济机会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发起的“新泽西收入维持”实验探索了补充收入计划对行为的影响,产生了至今仍影响公共政策设计的洞见。

然而,与医学试验不同的是,社会实验——大规模的、公共资助的公共政策RCT——还没有成为金标准。在许多情况下,批评者认为这样的实验本质上是不公平的。例如,为什么某些人或活动可以受益于比其他人或活动更低的所得税率?

但这种担忧往往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实验,政府应该定期进行此类实验,作为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经济学家们所采取的实验方法——在网上、公司和偏远地区——取得了许多科学突破,实至名归地赢得了多个诺贝尔奖。

问题在于,各国政府迟迟不跟进。迄今为止,我们自己说服政策制定者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尝试令人失望。我们听到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基于“公平”论点,这些论点本质上与控制组的科学概念不相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实验的抵制最终可能导致进展缓慢,甚至更不公平。

我们在纽约市与其他经济学家合作,尝试使用科学方法来探索与驾驶和停车违法行为相关的罚款、处罚和截止日期的影响。市政府官员的固定反应是这样的:“随机化,向人们收取不同的费用是不公平的。”

同样,十年前我们在芝加哥为贫困儿童启动托儿所计划时,学校董事会、行政人员和公众反对只为一些贫困儿童提供服务的想法。该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什么才是教授认知和执行技能的最佳实践,从而帮助所有贫困儿童,但这没人在乎。

最近,我们在就新冠的经济响应措施为某外国政府提供建议时,遇到了强烈抵制使用 RCT 的政策制定者,即使他们需要回答与封锁、行动限制和学校重新开放相关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什么最有效,政府最终只能进行事实上的全民大实验,根本无法取得合适的对照。基于弱证据的政策已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实施,代价高昂。事实上,新冠疫情爆发已近两年,并且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来自全世界的每日数据流量,但我们对极端政策(如封锁、学校)的健康、经济和其他影响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政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

通过形式实验获得的证据能够拯救生命,特别是在有理论引导,并且与其他类型证据相结合的情况下。专业研究人员应该仔细设计实验,在同意和潜在伤害方面要遵守最高道德标准,保证一切适当防护措施就位以最小化参与风险,并向机构评估委员会开放工作义工评估。

科学家和学者必须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理解他们的实验的政治影响,在整个过程中构建信任和强合作关系。但要让基于证据的政策脱颖而出,政府最终必须认识到,它们无法承担因排除社会实验所提供的关键证据而造成的代价。

https://prosyn.org/EwudStv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