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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自满陷阱

伦敦—新冠几乎伤害了每一个发达国家,但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或有所下降。众多指标都突显出这一趋势,但最能说明问题也许来自经合组织 (OECD),报告表明其成员国2010年以来家庭中位净财富减少了4%

难怪近些年来,发达经济体经历了周期性的愤怒爆发——从特朗普的选举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到随后法国的 "黄背心"(Gilets jaunes) 抗议活动以及两个反建制政党上台执政的意大利选举。尽管发生了这些动荡,但民主崩溃的预言尚未得到证实。相反,建制派已重新建制。

每当愤怒的公众让政治冒险家掌权时,后者暴露自己对人们的问题其实束手无策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人们不应过多地解读"民粹主义"治理的失败。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者往往在外部更有效,他们可以帮助主流政治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更想回避的问题上。

即使在似乎颠覆所有体制的革命期间,混乱也常常掩盖了潜在的连续性。法国大革命开始于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长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隆(Charles-Alexandre de Calonne)未能取消特权阶层的免税政策两年后。六十年后,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回顾这段往事 得出结论 ,1789年的大灾难实际上并未让法国的治理方式有多少改观。

文化似乎胜过革命。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人以重塑社会的狂热的理想主义目标夺取了政权,但他们最终还是以传统的独裁统治方式执政——残忍和凶残的方式倒是有独特之处。

但是,虽然革命往往不能产生太大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害怕它们。毕竟,革命的人道主义代价往往非常昂贵。即使体制的剧变不伴随暴力,也几乎肯定会损害生计。民主末日论者或许应该受到重视,尤其是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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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的治理和长期低迷的生活水平为未来破产和流离创造了条件。劳动力替代技术和劳动的全球化掏空长期支撑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的中等技能工薪岗位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过去十年中,由于财政紧缩和历史低利率的结合,金融抑制恶化了这个问题。

在此背景下,欧盟内部体制断层线的加深造成了某种必须给予的感觉。今天的联邦制(通过欧洲中央银行)、超国家主义(通过欧盟委员会)和传统的国家治理的混合安排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它反映了大多数欧洲人对有限程度的共同治理的偏好,但也排除了有效的政策行动。

以欧盟的疫苗接种惨败为例。为了表示欧洲团结,欧盟国家同意将这一领域的"能力"委托给欧盟委员会。初衷是高尚的。但欧盟委员会并不具备条件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卫生采购计划,而国家监管机构和政客很快通过叫停阿斯利康疫苗削弱了这一努力(和公众信任)——从而也限制了欧盟级监管机构(欧洲药品管理局)的能力。

每当出现此类问题时,压倒性的共识是,欧洲应该得过且过。很少人愿意改变现状——或者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政府,使其拥有必要的财政实力扭转欧洲相对经济表现不佳的局面,或者通过逆转一体化进程。

相反,体制炼狱(institutional purgatory)使欧洲沦为友邦和盟友的穷表亲。随着美国利率在相对繁荣的经济支撑下上升,欧洲央行将再降格到现已熟悉的位置。资本流入高收益的美元工具,这将削弱欧元,而欧洲将利用贬值,通过挖掘外部需求,而不是通过实质性刺激国内需求,来实现一切可能的增长。即使欧洲人民做好了忍受这一疲态的准备,也无法期望美国和其他国家永远容忍这种状况。

欧洲层面的瘫痪与欧盟成员国内部的政治形成鲜明对比。在法国,历届政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数十年来未能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高失业率,这导致建制崩溃。因此,在 2017 年的选举中,两个传统政党被马克龙领导的单一主流运动取代,它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反建制派挑战者组成的乌合之众。

马克龙的胜利表明,长期阻滞在国家层面是可以克服的。但随后,法国新建制派试图超越左右之争,结果妨碍了自己。麦克龙著名的流行语“与此同时”听起来像是试图让一切都有两种可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冠防控的僵局。马克龙政府没有在强有力的封锁和瑞典式轻描淡写的保持社交距离方针之间做出抉择,而是采取了宵禁和其他措施的拼凑,结果是承受了两方面的弊端。

一年多后就将举行下一场全国大选,而钟摆的进一步摆动方向有利于主要的反建制挑战者:极右的全国阵线(National Rally)的马琳娜·勒庞(Marine Le Pen)。最近的 民调显示 ,马克龙仅以52%的微弱优势领先勒庞(相比之下,他在2017年胜选的优势达到了2比1),勒庞已经逼近爱丽舍宫。

但是,即使勒庞能够震惊法国和世界,她的总统任期——一如此前的"民粹主义"插曲——所产生的噪音也很有可能多于实质。除了其自身的局限性之外,欧洲的体制相互依存将再次成为变革的决定性障碍,尤其是在货币联盟内部。欧洲稀里糊涂的低劣表现可以而且很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但这种前景令人沮丧,也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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