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中国领导气候

巴黎—在今年联合国大会召开的短短一周里，世界最大单一市场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代表各自将气候牌摊在了桌面。无需有国家情报经验就能看出结果：欧盟和中国都承诺要实现净零二氧化碳排放，从而为更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共同基础。

诚然，这些承诺需要切实政策支持。但言辞也有其力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都不是善于夸大其词或是不经深思熟路便做出庄严宣告的人。如果他们设立了切实的目标，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了如何实现目标的打算。

此外，欧盟27个成员国要在配合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的更加宏大的2030年目标上达成一致并不容易。欧洲领导人十分清楚，众多既得利益会反对新目标。中国领导层宣布将在2030年前达到排放峰值，在2060年实现碳中性也相当不容易。让大如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实现转向绝不是小菜一碟。但中欧两方都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现实决定了经济必须转型，谁先实现转型，就将在未来几十年赢得重大竞争优势。

让改变经济的速度赶上减排需要，从而兑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这是此前从未有人完成的事情，这需要强大的分布式领导力（distributed leadership），而这种领导力正在浮现。国家、地区、城市和大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开始制定各自的净零目标。巴黎协定签署五年后，这些承诺表明，临界分量正在聚集。中国和欧洲领导人认识到，这正是带着切实详尽的行动计划奋勇前行的时刻。

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计划。一些计划是关于技术变迁的，还有很多转型需要公民参与，更加强调恢复大自然，或采用系统性方法。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相互借鉴经验。

中国需要制定带具体里程碑的长期战略以实现其2060年目标。对于确保短期决策——从下一个五年规划到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与中国长期发展轨迹相一致，有这样一个计划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很容易陷入无用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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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关键基准包括在2025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制定更加宏大的碳排放强度（降低70-75%）非化石燃料目标，以及制定地方碳消耗降低目标。中国是否可以停止建设和为新燃煤发电设施提供融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将是关键性的考验。

幸运的是，煤炭除了对气候具有破坏性影响，在经济上也不再可行。光是在2019年，煤电产量在欧盟下降了24%，在美国下降了16%，较2007年水平减少了一半。中国煤产能巨大，有近60%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很有理由扩大其在全球太阳能电和风电领导力，并利用其国际地位促进海外可再生能源发展。

和中国一样，欧盟也需要向世界展示它如何实现长期目标。欧盟委员会认为，到2030年必须（至少）减排55%，才有可能实现气候中性目标。现在，欧盟必须赢得所有27个成员国的支持。欧盟议会已提出了60%的目标。越早达成一致，欧盟实现大幅进步的机会就越大。

中国和欧盟目标一样，有充足的机会加深合作。在从COVID-19危机中恢复、提高可持续金融的作用、管理债务见面、确保碳密集型和其他首当其冲部门工人的获得公平转型等方面，双方面临类似的挑战。合作不必局限于国家层面，城市、地区、省和行业层面的合作也表现出巨大的前景。

如果中国和欧盟真的完成下一个重大基准，将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全球影响。“世界工厂”中国是2018年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通过制定更加清晰的标准并聚焦于实现净零目标的全社会影响，中国可以大大影响包括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供应链，以及从非洲到中东的整片区域。简言之，世界各国政府都必须从绿色角度重新评估长期经济计划。

中国在与欧盟对话之后发出的宣言还提醒我们外交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即使美国在过去四年中都在破坏多边机构，但国际合作仍然是可能的，并且继续为参与其中的国家带来巨大收益。

不论美国以多快的速度回归国际社会，全球轨迹是明确的。净零是目标，所有领导人如能根据这一目标行动，将大获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