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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人为本的欧洲

发自巴黎——推动了英国脱欧的那股民粹主义不满情绪正弥漫在整个欧洲上空,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制定者们早已偏离了欧洲计划的核心宗旨:为全体欧洲人造福。正如在1990年发布的第一份《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

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实现社会公平。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名作《正义的理念》中指出,真正的社会公平不是要求平等对待所有人,而是要给予穷人和那些遭遇逆境者更好的待遇。仅仅在公共财政或法律面前平等是不够的,还得考虑个人和社会群体在竞争起点上的不同。有见及此,自1990年以来的每一份联合国发展报告都表明如果某地的公共政策能把民生放在首位,则其经济和政治都会变得更加强大。

Erdogan

Whither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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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理念却尚未在欧盟的精英决策圈里扎根,那些心怀善意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人相信自己正在通过平衡预算和控制支出(通常由削减在医疗、 教育和基础设施预算)等手段做着正确的事。这些政策制定者在缺乏实证证据的情况下都认为今天的财政削减将带来明天的经济繁荣。

这是隐藏在当前欧洲政策组合背后的理念,将财政紧缩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减少构建社会安全网的支出,放宽那些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规定。而这些政策的成本显然主要由穷人和中产阶层来承担。

但这种手段会引发其他几个问题。首先,它对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不利。牛津大学经济学家托尼 · 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就通过不平等状况来观察英国的经济表现,人们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强劲的1980年代,不平等状况却不断恶化;而这一点在增长低迷的1990年代却有所改善。

阿特金森的调查结果指向一个中心问题︰ 谁从增长中受益— —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如果所谓的经济增长是少数人囊括大部分收益,而其他人只能维持原状甚至减少,经济增长的概念就没有意义了。

这又引出了现行范式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把抽象的经济指标放在真实的民众之上。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任何经济价值的首选项,许多为民众福祉作出贡献的很多因素被忽视了,而那些如卫生和教育类的基本需求开支则来被视为成本,而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

如果政策制定者认为这种支出视为一种投资,他们就会开始考虑如何将回报最大化。像所有对人力资源或固定资本的投资那样,越高的投资水平可能伴随着收益的递减。因此政策制定者与其将经济利益都导向富人并假设这些好处能“漏点下去”,应评估是否投资为穷人创造机会能更多地促进经济增长。美国1944年的《军人转业安置法案》之所以��功,因为它为那些最需要培训的人提供了支持,让归国二战老兵顺利融入生产性经济。该法案创建了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为大多数美国人迎来了一个收入增长的年代。

目前手段的第三个问题是其核心目的不是实现充分就业。如今是时候回归 1950~60 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认识到充分就业对促进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好处。正如北欧模式所展现的那样,高就业率是有益于经济的,因为它能创造足够的税收来资助高水平的社会投资,最终创建一个良性的循环。

许多欧洲国家如今却反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财政紧缩政策而导致青年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不仅毫无必要,还是一种浪费,因为它很可能产生整整一代人因为没有足够的技能储备而无力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7年指出的那样:“繁荣,而不是衰退时期,才是财政部实施紧缩政策的正确时间。”在当前的经济衰退情况下,欧洲各国更应投资于人力资本来刺激经济的潜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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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是欧洲国家的财政政策并不强调创意和创新,而这两者不仅从受益于有利的监管环境,还来自于高质量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各国政府需要减少官僚作风好让企业家可以承担更多风险。但如苹果,脸书和推特这些突破性技术公司也取决于企业与高水平教育体系的交流,而这类体系是需要充足资金去构建的。虽然欧洲有越来越多的“高品质科技”部门,但它们需要在最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下才能成功,这一般就要依仗公共支出。

欧洲 (和其他地方) 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调整自身思维——尤其是在财政方面——并转向以人为本。那些将实现民众幸福最大化的政府最终不仅会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孕育更健康的政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