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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世俗主义的离奇死亡

耶路撒冷——土耳其失败的军事政变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是会为了复仇的目的继续奉行独裁主义道路,还是会向反对派伸出手去,试图弥合土耳其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的鸿沟。

审判结果尚无定论,但是从历史先例看,对独裁或半独裁领导人发起严峻挑战往往会导致政权更加强硬,而不是让执政者更加温和。而政变崩溃后埃尔多安的动作——几乎立即发布对数千名士兵、法官、警察和教师的大规模逮捕令——似乎证实了相对悲观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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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完全通过埃尔多安个性及独裁倾向的棱镜来观察土耳其现在的局势将是一种错误。埃尔多安和他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代表着土耳其政治的结构性转变,同样的转变在中东其他穆斯林多数国家中也可以观察到。

在试图让土耳其脱离该国现代创始人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激进世俗主义道路的历史斗争中,正义与发展党最初似乎改变了凯末尔主义者的专制政策。因为西方观察家支持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属性,很多人都忽略了凯末尔政权更像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法西斯主义——即以对阿塔图尔克的个人崇拜为最高原则的民族主义一党制国家——而不是自由民主。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内部体制才有所放松。

凯末尔式的世俗主义并不是底层民众广泛、普遍的民意表达;它是由一小撮城市精英——包括军队和知识分子——对传统和乡村社会的强加。凯末尔主义不但引入了一种变形的拉丁字母,并借此切断了土耳其人与自身历史文化的任何联系;而且还禁止传统的着装形式(毯帽、男士灯笼裤和女士头巾)并强制全体民众采用欧洲的着装标准。所有阿拉伯或穆斯林姓氏都必须改成突厥姓氏。

如此痛苦的自上而下的文化革命所有欧洲社会都未曾经历过。在西方,世俗化进程与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启蒙运动齐头并进。但在土耳其——在伊朗国王和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军事独裁者相对不那么激进的统治下——民众从未有权选择。

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后的选举胜利(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类似进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被压迫者的反抗。因为凯末尔体制最终实现了政治自由化(虽然并不是文化自由化),但多党制的兴起最终也完成了对传统保守主义者的授权,这些人的喜好曾长期不被社会接受。

与此同时,经济现代化为保守主义者带来社会流动性,从而导致固守传统宗教价值观并将隐藏在军队、官僚体系、司法体系和大学之中的凯末尔主义精英视为压迫势力的新兴中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这些选民构成了正义与发展党选举胜利和民主合法性的根基。刚刚发生的军队分子(凯末尔世俗主义的盾牌)推翻人民意愿的政变(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曾3次发生这样的政变)再次凸显了土耳其世俗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持续冲突。

同时,埃尔多安近年实施的外交政策根本不成功。他起初实施的“与邻国零冲突”政策反而导致了与亚美尼亚、俄罗斯、以色列和埃及关系日趋恶化——更不要说对国内可观的反作用力,包括因卷入叙利亚内战而造成的一波恐怖袭击浪潮。

所有这些都没有对埃尔多安的国内支持率造成影响,美国和欧盟虽然咬紧牙关,但仍然在最近爆发的政变企图中对埃尔多安表达了支持的态度。这证明稳定土耳其符合西方列强的根本利益,欧盟需要土耳其来阻止主要来自叙利亚的进一步的移民浪潮,而美国也需要土耳其的帮助才能打赢针对伊斯兰国的有限战争。埃尔多安追捕国内反对派(无论确实存在还是异想天开)都不太可能阻止美国或欧盟寻求土耳其的合作。

但埃尔多安对政变企图的残酷回应——其中可能包括公开审判以及对世俗主义制度及其前葛兰运动盟友残余公共机构的“清洗”行为——只会导致土耳其社会的分歧进一步深化。事实上,发动恐怖袭击的不仅包括伊斯兰国,还包括库尔德武装,后者要求自治挑战了土耳其民族不可分割的理念,而这也是凯末尔政府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爆发此次叛乱前,埃尔多安采取重要措施缓解与俄罗斯和以色列的紧张局势,而相关工作似乎不太可能受到埃尔多安后政变期镇压活动的影��。但叙利亚内战似乎没有平静下来的趋势,而叙利亚作为统一国家事实上的内爆将继续挑战土耳其政治及社会凝聚力,造成试图涌入土耳其的难民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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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凯末尔式的军事世俗主义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他在正义与发展党治下被消灭享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这次未遂政变很可能会强化埃尔多安治下民主的非自由层面,导致民众意愿和多数统治压制多元主义、人权和言论自由。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政变,但民众对埃尔多安的敌意也依然很强,因此上述体系在土耳其的稳定性尚有待观察。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