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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突尼斯不同的道路

坎布里奇——埃及和突尼斯政权更迭后五年过去了,两国仍然遭受着经济增长低迷、财政赤字沉重、失业率高企和公共债务上升的威胁。因为未能凭借自身力量实施改革,两国都不约而同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2013年与突尼斯达成协议,并刚刚批准了埃及价值120亿美元的贷款项目——这是该国1991年后首个贷款项目,也创下了中东国家有史以来贷款项目的最大金额。

从表面看,国家走向民主似乎与走向独裁在经济上经历了同样糟糕的表现,因为无论何种类型的政治动荡和不确定性都会自然而然地损害经济发展和投资。但突尼斯已经接受了政治包容性理念,而且或许很快就会回到经济健康增长的轨道,而埃及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则导致国内经济陷入下降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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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不久前,两国政府还表现得对经济改革惊人地缺乏兴趣。相反,他们以反映各自政治道路的方式应对生存问题和安全挑战。在突尼斯,伊斯兰安纳达党和代表世俗的突尼斯呼声党( Nidaa Tounes Party)之间的选举竞争已经创造环境就宗教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辩论;而在埃及,情况却恰恰相反,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总统的专制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猛烈的镇压。

此外,两国政府都无法抵制增加公共支出。在埃及,截止2016年中各项补贴仍占到GDP总量的10%以上,表明该国再次回到旧有的专制主义制度,即民众用放弃政治参与来换取政府的经济支持。现在,为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件,埃及已经承诺减少补贴并实行增值税。

在突尼斯,工会想方设法推高公务员工资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目标之上——已从2011年占国内GDP的10%增加到现在的15%。而宏观经济动荡也已对两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阻碍作用。埃及信用评级低迫使政府在国内借款,从而挤出其他借款人,导致私人投资仅占GDP的11%。突尼斯的对外国家借款并没有挤出私人部门;但即便如此,私人投资也已降至GDP的18%。

旅游收入下降和出口活动中断导致两国经常账户赤字均有所扩大,而且两国均未采取措施提高私营部门的竞争力。塞西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一样,对私人部门参与者获得政治影响力持谨慎态度,而是反过来支持他可以信任的密友,如军队企业和曾与穆巴拉克政权有过联系的某些公司。在突尼斯,国家官僚制度拖累了私营部门活动,而且自从突尼斯呼声党政府2015年接管政权以来不断有报告显示政治关联企业的腐败状况恶化。

突尼斯允许国内货币随时间推移进行调整,2014年来第纳尔已经兑美元贬值了1/3。而埃及方面则灾难性地错误管理了国内汇率。除2013年进行过一次不太重要的调整外,2011年后埃及一直实行固定汇率,即使在其国内货币大幅高估并开始造成进口商品短缺时也依然如此。当埃及遵守���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并于11月1日实行浮动汇率时,汇率从8.5磅兑一美元贬值至15.5镑兑一美元;很快,进口商品成本将比现在增加40-60%。

埃及和突尼斯民众正在对各自国家的经济表现越来越不满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不满情绪很可能帮助突尼斯经济而损害埃及。

首先,突尼斯的政治包容性促进有关潜在解决方案的健康对话。举例而言,8月成立新一届突尼斯内阁吸纳了前工会领袖,他们现在可以参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不仅只是要求提高工资。这已经导致政策辩论更有建设性,因为决策者正在关注劳工和企业如何公平分担经济调整的负担问题。

相比之下,埃及封闭的政治体制让政府不断担心底层民众的反对。由于缺少建设性的政治辩论渠道,政府的最佳选择一直是推迟必要的经济调整,直到调整变得无可躲避。这种做法不仅在经济领域效率低下(具体体现在埃及近年来没有外国证券组合净投资);而且还有政治危险性。埃及政治家除祈祷底层民众不因最近的货币贬值而揭竿而起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政治包容性创造出更明智——或许也更宽容的——公众氛围。在突尼斯,民间团体成员和媒介可以自由审视政府及呼吁改革。虽然改革进展缓慢,但日益增长的公众批评令政府不可能永远忽视下去。事实上,2017年预算法草案已经囊括了打击腐败、整顿官僚机构和减少逃税等紧急措施。

另一方面,埃及的货币贬值震惊了普通民众。公众对国家经济状况的了解少之又少,因为主流媒体已经成为政府喉舌,一直在向民众灌输埃及重返荣耀之巅的美好画面。与此同时,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批评政府政策被认为和叛国是一回事。

突尼斯已通过巩固民主进程取得了政治进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了制度空间,并允许自由表达和举行集会。这对突尼斯经济的长期前景无疑是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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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方面可能因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援助计划而短期受益。但其国内“凶狠但虚弱”的统治阶级不能指望通过专制主义变本加厉来取得长期进步。如果他们不选择漫长而曲折的政治包容转型之路,那么迟早他们必将面对那些遭到他们排斥的民众的怒火。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