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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神话

地拉那——在这样一个政治极化、政策瘫痪的时代,人们应当为能就经济战略达成广泛的一致而感到庆幸。其中一个理念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同,正如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2001年竞选连任时所说的那样,“教育、教育、还是教育”是共享式增长的核心内容。降低入学门槛、改善教育质量不仅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能收获经济增长中的公平。

意大利人说:magari fosse vero,多希望这是真的。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教育的热情。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拥有全方位的生活选择,能够亲身体味生活的奇迹,迎接生活的挑战。我们还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能拿到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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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教学是我的日常工作,因此我当然希望它有价值。但它是否构成经济增长战略是另一回事。多数人眼中更好的教育是接受更多教育;而更高质量教育是指有效地学会技能(比方说像经合组织标准化PISA考试成绩)。但这是否真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事实上,推动更好教育的试验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而且,就像我在哈佛的同事 兰特·普里切特已经指出的那样,这项试验出乎意料地取得了令人失望的长期效果。

从1960到2010年这五十年里,全球劳动人口的平均在校时间从2.8年增长至8.3年,基本达到原来的三倍。也就是说一个中等国家的普通工人从还差一点完不成一半的小学教育演变成今天的完成高中教育的一半以上。

那么这些国家现在应该有多富?1965年,法国劳动力所受平均教育不满五年,大致有14,000美元的人均收入(按2005年价格计算)。而2010年,教育水准相似的国家却只有不到1,000美元的人均收入。

1960年,学校教育达8.3年的国家比只有2.8年的国家富5.5倍。相比之下,1960年只有2.8年而到2010年增加到8.3年的国家却只富167%。此外,即便上述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归功于教育,因为2010年的工人拥有比1960年工人先进50年的技术优势。显然,繁荣除了教育还需要别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各个国家的经验比平均值更能说明问题。中国1960年开始时教育程度还不如突尼斯、墨西哥、肯尼亚或伊朗,到2010年所取得的进步也不如上述国家。但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却完爆这些国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泰国、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喀麦隆、加纳或巴拿马的比拼之中。同样,增长较快的一方除教育外还做了其他工作。

各国的国内经验也同样发人深思。墨西哥25-30岁小学毕业男性的平均收入在穷市和富市相差3倍。造成上述差异的不可能是教育质量,因为那些从穷市迁移到富市的劳动力同样赚得更多。

对“教育、教育、教育”的鼓吹者而言还有进一步的坏消息:劳动者的绝大多数技能都是从工作中获得。这个社会知道做什么的主要是公司而不是学校。多数公司对入门级员工开放的岗位只有不到15%,也就是说雇主所要求的东西教育系统不能——也不会——提供。

面对上述情况,教育爱好者们往往提出教育是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但如果真的如此,在缺少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教育投资不太可能取得多大效果。毕竟,虽然满足10年学校教育的国家2010年一般人均收入为30,000美元,但达到同样教育水平的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和斯里兰卡的人均收入还不到5,000美元。妨碍这些国家富裕起来不是教育而是其他因素。

一个国家的收入是每位工人的产量总和。增加收入需要工人生产率的提高。显然,“除教育以外的某些隐形因素”让某些地方的工人效率比其他地方更高。成功的发展战略需要弄清楚这究竟是什么。

不要误会,教育确有提高生产率之功效。但说教育是本国的增长战略却意味着放弃了离开学校的全部劳动力——18岁以上的人多数均已离校,而25岁以上的几乎全部离校。如此的战略无视今天100%劳动力的潜力,明年98%,以及今后半个世纪仍有劳动能力的数量巨大的民众。唯教育战略注定让所有人都遗憾自己出生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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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增长战略已经不能为现在这代人提供帮助。这代人需要某种战略来提高他们的效率——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资源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当中。我们这代人即使为后辈着想也应��有自己的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并不一定要我们回归学校。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