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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三角恋

发自布鲁塞尔——距离英国民众以微弱多数决定脱欧至今已经过去100多天,但各方却远未确定应该以何种安排去规管跨英吉利海峡的贸易。在这方面的政治讨论往往围绕着三个关键问题:移民管控,进入单一市场的渠道以及金融服务的准入权。那么欧洲领导人究竟该如何拿捏三者之间的平衡呢?

许多英国人的诉求相当明确:一方面对欧盟其他地区的劳动者流入实行管制,从而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不丢失进入单一市场的渠道或准入权,允许英国企业向欧洲出售其金融服务。归根结底,这就那些“脱欧”运动领导人在6月公投前承诺要实现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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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脱欧者的承诺仍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正如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所指出的那样,进入单一市场的渠道与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他甚至向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发送了一份《里斯本条约》的副本,好让后者明白上述两个事项之间的明确关联。

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死抠法律条文,当然也反映了某些政治动机。但基本经济原则告诉我们:无论怎么说,人员的自由流动确实与自由贸易一样重要。

贸易通常会使双方得利。很显然,最符合英国和欧盟双方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尽量减少因脱欧构筑的新壁垒所造成的损失。从欧洲整体福利的角度来看,关键点是贸易壁垒的规模,而非哪一边是净出口或进口。除非有非常大量的贸易受到影响,否则低壁垒通常意味着低成本。但随着壁垒不断加大,就会对整体福利构成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

但对英国的好处在于即便脱离单一市场,它也很可能不会遭遇持续提升的贸易壁垒。因为欧盟毕竟总体上是一个外部关税较低的自由贸易体制。这也是为何大多数研究都不会将无关税跨大西洋贸易的经济效益作为协议重点的主要原因。

即使英国会面对一些额外的障碍——例如新的海关要求和原产地证明——其影响很可能相对较小。瑞士的情况(该国与欧盟产业链的融合比英国更深)表明,高效的双边海关管理机构足以将这些障碍降至最低。毕竟向欧盟的商品出口额只占英国GDP的6%左右。

而引入一些低贸易壁垒不大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一个市场或另一个市场之间生产商品的成本差异很小。比如在英国生产汽车的成本就与在德国生产汽车的成本大致相同。

而限制劳动者自由迁移的壁垒就不一样了。英国工人的人均生产力和收入都显著高于波兰。一个工人在英国工作一个小时会得到25英磅(折和 27.7美元),而在波兰只有8.5磅。换句话说不允许波兰工人在英国工作意味着巨大的欧洲经济成本。此外,如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维持其原定每年净移民减少到10万以下的目标,英国将不得不采取大规模——也可能耗资巨大——的措施去关闭英国劳动力市场。

这意味着,欧盟谈判者可以施加的障碍(这些障碍主要影响货物贸易)可能比英国施加的障碍(例如欧盟工人配额)产生的影响小得多。但这些谈判者们还必须考虑一点:金融服务业。

虽然总体服务贸易不太可能因脱欧而遭受巨大损失——反正国内服务市场的运作从来就比较低效——但金融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银行的准入安排。

经济学家对金融一体化的好处常常持矛盾态度,尤其是因为大规模银行信贷流动可能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严重影响。比如说证券化可以帮助在适当的框架下降低风险并增加风险借款人的可动用信贷额,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明显表明,如果过度使用这一手段就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成本。

但在脱欧之后英国还是可以采取相关措施来最大化跨海峡金融服务的益处。关键在于未来的决策不���只是为了维持伦敦金融城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角色,而是确保英国提供的服务能有助于加强欧洲的资本市场。这将需要强调债务工具之间的公平使用,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银行信贷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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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来看,指导脱欧谈判的优先事项是相当明确的。谈判者必须注重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新障碍;事实上这应该是比维持货物自由流动更优先的事项。英国的金融服务应该得到欧盟的接受,但前提是它们要能帮助欧洲摆脱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并完成资本市场联盟的构建。

但政治却依然在扭曲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讨论,撩拨领导人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寸步不让,并在金融服务方面采取重商主义立场。那么双方可都需要拿出一些政治气概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共同利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