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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为何重要

美国剑桥—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增长让几亿人拜托了贫困,并改善了更多人的生活。但日益明显的是,仅仅基于经济进步的人类发展模式是不完整的。不能解决基本人类需要、不能让公民获得改善生活质量的能力、不能保护环境、不能为大量公民提供机会的社会不是成功的社会。包容性增长既需要经济进步,也需要社会进步。

4月9日发布的《2015年社会进步指数》(2015 Social Progress Index)明白地揭露了我们只关注GDP的弊端。社会进步指数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斯科特·斯特恩(Scott Stern)和非营利组织社会进步组织(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联合打造,它衡量133个国家在诸多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它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完全的框架,也是第一个独立于GDP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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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指数包括关于一国社会表现的52项指标,为政府和商界领导人提供了实用的工具用以校准国家表现、将重点放在社会进步最需要的领域。因此,社会进步指数提供了指导包容性增长的系统性实证基础。

数据表明,社会进步的诸多方面随着收入增长而获得改善,这并不令人奇怪。较富裕的国家,如挪威(它在今年的社会进步指数中拔得头筹),社会结果总体而言比收入较低国家更好。

但一个突出的发现时GDP远非社会进步的唯一决定因素。比如,哥斯达黎加的社会进步水平高于意大利,而其人均GDP只有意大利的三分之一。

并且哥斯达黎加不是孤例。从富裕到贫穷的诸多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新西兰和塞内加尔等很多例子,它们在将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进步方面做得比美国和尼日利亚等其他国家优秀得多。许多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和印度,都没能取得它们的经济进步所能达到的社会进步水平。

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失衡的国家,常常会发生政治不稳和动荡,比如俄罗斯和埃及。社会进步落后还会拖累这些国��的经济增长,其他没能解决人类需要、构建社会资本、为公民创造机会的国家也是如此。各国必须投资于社会进步而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这样才能为经济增长打造合适的基础。

从我个人经验看,我目睹了卢旺达如何将社会进步投资——包括性别平等、在短短十年内让婴儿致死率下降61%,让小学入学率达到95%——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以及其他社会进步领域的改善,卢旺达根本无法有如此积极的经济表现

如此着重社会进步能带来更好的发展战略,并形成对有时为促进增长必须实施但又存在争议的措施的政治支持。严格的社会表现指标与传统经济指标一起构成了GDP增长改善社会和环境表现,从而驱动更大的经济成功的良性循环的关键。此外,社会进步指标还避免了狭隘的争论(如GDP与收入不平等之争),从而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日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工具。

自2013年社会进步指数测试版发布以来,人们对它的兴趣增长迅速。社会进步指标的结论被全球数百万人所共享,成为人民问责领导人的工具。

此外,40多个国家已经制定了改善社会进步的战略性措施。比如,巴拉圭将社会进步指数作为2030年全国包容性发展计划的指引。社会进步指标不仅在国家层面上使用,也被地区和市政当局使用。巴西的帕拉(Para)等州,以及拉美的波哥大和里约热内卢和美国马萨诸塞州萨莫维尔(Somerville)等市正在开始用社会进步指数衡量发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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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欧盟委员会将推出欧洲地区社会发展指数。可口可乐和Natura等公司正在使用社会发展指数为其社会投资战略服务和构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GDP一直是指引经济发展的基准。社会发展指数是为了完善(而不是取代)它作为国家表现的核心指标。衡量社会进步为公民和领导人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国家发展图景。而这有助于社会做出更好选择、构建更强社区、让人们过上更加满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