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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和文学白痴风

巴黎——哦,宣布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奖激起了守旧派何等的愤怒!学院派强烈抗议——记住,这绝非是来自瑞典文学院,而是世界文学殿堂的抗议。

文学官僚的恐慌浸透在确定性及琐碎的算计当中,已经可以明显察觉到它草率的预言和狡猾的立场变化。 选择迪伦是否出于政治原因? 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美国人? 为什么获奖的不是女性? 或者是明确的少数族裔所发出的声音、任何声音?为什么不给等了20年的作者?或者授予已经放弃希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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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真相在守旧者看来多么残酷,事实是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某位只写过一部作品的作者并不比授予达里奥·佛或温斯顿·丘吉尔更令人震惊,他们两位也都没有写过多少作品。

还有一个更加无法动摇的真相:授予我们最后一位流行诗人维永,吕特伯夫的远亲,一切孤独和失落的歌者和吟游诗人; 为尊崇一位民谣歌手,一位有着孤独迷失灵魂的吟游诗人;为颂扬借用苏亚雷斯有关兰波评价的民谣作者,二十及二十一世纪芸芸众生“生活中的一刻”比变戏法般地令鲁道夫·克里斯托夫·欧肯相形见绌或选择可怜的老普吕多姆而舍弃托尔斯泰有意义得多。

当然,以自命不凡来回应自命不凡是一种错误。但面对那些大喊,“这不是文学!根本就不是!”的老古董,任何人都不禁想加入弗朗西斯·松格的阵营,引述洛特雷蒙特的话用吟游诗人或民谣歌手来定义诗人(洛特雷蒙特将其称之为“proet”),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通过表达“万物之声”而成为“部落中最有成就的公民。”还有谁能比“自由钟声”或“蹉跎岁月”的作者更能得起当这样的赞誉,是他为生命和音乐注入了批评家格雷尔·马库斯口中美国文化所谓的“隐性共和精神”?

不少人情愿赞同马拉美,这位诗人曾以大致相似的语言督促我们“赋予部落语言以更纯粹的含义。”再说,谁又能比这位拼贴画艺术家、引语和互文的变幻者、简洁的抒情诗人和穷其一生重塑自己和他人语言的文字炼金士更好地搜寻当今失败废墟下的时代灰烬,并将其合成为电波中听到的去芜存菁的美文?

或者想想将语言作为工具的书吏和将语言织就为锦缎的作家之间并不陌生的不同。迪伦难道不是在意有所指,即在多年的民权斗争、对越战的抵制、对女权主义革命的支持后,他将最美的一首歌命名为“我不在那里”,意指我不会继续待在这儿,不会再充当你的奴隶,再见了过去的一切,后会有期?

但真正的问题却不在这里。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同类与同类比较,也就是将“无数金发女歌手”的作者与知名的同代音乐人进行对比。

迪伦是会唱歌的凯鲁亚克,是用狂野派对和裸体午餐赋予音乐“垮掉一代”鲜明特色的布鲁斯。他代表着艾伦·金斯伯格1963年用来形容首次听到“暴雨将至”时的震惊感,这首歌的音调与节奏、重音的突变、对语言核心因素的探索和想象力无不以音乐的形式辉映着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文学作品。

难道我们要因此而责怪迪伦,指控他完成了蓝调、灵歌、乡村音乐与圣经、威廉·布莱克、沃尔特·惠特曼的嫁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把毫不犹豫地赋予《在路上》作者的尊重同样授予创作《永不结束的巡演》的超级巨星(迄今已累计超过2,000场演出!)

我记得路易斯·阿拉贡说过将诗歌改编为音乐就像从黑白过渡到彩色。备受雷欧·费亥和其他人歌颂的诗人阿拉贡认为从未改编成音乐的诗歌缺少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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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看来唯有迪伦在他那个时代充分体现了对伟大诗歌至关重要的音律性,这种隐藏的声音在每位诗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但却往往只能留给背诵或朗诵诗歌的人,歌曲的力量是他终极的秘密谜底,为从语言改编为音律,有人甚至不惜走向疯狂——疯狂得既真实又具有悲剧性。

既是吟游诗人又是狂想曲作者。一个人、一部作品肩负着诗歌与音乐的革命。我更愿认为这是只有他才能胜任的生命之旅——这是一种诺贝尔委员会在选择他获奖时充分认可的永远年轻的天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