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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女性的禁毒战争

纽约——我在社会主义的波兰长大时,国际妇女节被用来庆祝妇女的贡献和成就。但其实这只是个空洞的记号。翌日,妇女们依然要继续面对机会有限的生活。几代人的歧视不是一天的节日可以矫正的。

国际禁毒政策制度的影响同样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妇女最常出现在供应链的底部,往往扮演“毒品贩运者”。如果被捕,尽管往往是非暴力初犯,但依然面临着严酷的最低强制刑期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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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毒贩子而言,这些女性是可以牺牲的。她们很少会得到保释、或者聘请律师,因为她们对整个贩毒机制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单凭自身力量,这些女性缺乏知识和资源,无法真正理解司法系统。她们也不太可能掌握有价值的信息,很难换取当局的从轻发落。

因涉毒而被判入狱的妇女数量远比其他任何罪行要多。仅在拉美,在押女犯的70%都因为涉毒。对贩运者监禁数十年的刑罚对贩毒贸易的影响微不足道;但对妇女及其家庭的伤害却是灾难性和不可逆转的。

苏联解体后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行令我最早注意到禁毒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在吉尔吉斯山区,有不少村子整村都没有一个男人;他们都到俄罗斯去打工了。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短短两年,监狱中就关满了被判贩毒罪名的女性。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妇女,其中有些甚至是戴着头巾的“老妇”。在与高级执法官员交谈的过程中,我被告知这些女性都曾从阿富汗贩运毒品,以支付购买鞋子和课本的开销。对塔吉克和吉尔吉斯刑事体系而言,她们是新发动的禁毒战争最容易实现的成果。

这种状况下的女性面临同时失去自由和家庭的双重惩罚。被判毒品相关罪名往往意味着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如果入狱的女性是单亲家庭的支撑者并且其子女被送入抚养系统,或者如果她入狱时就已经怀孕,那么她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再见到自己的孩子。

妇女可以成为旨在打击贩毒集团的法律的牺牲者。很多人仅仅因为和参与贩毒的男性一起生活就被控为同谋。在美国某些州,公共援助的申请者(往往是女性)必须接受毒品测试。在很多国家,毒品治疗程序实际确保了有孩子的女性不可能接受服务。

在中亚很多地区,毒品依赖者必须在当局登记才能接受治疗,这将自动导致女性有可能失去孩子的抚养权。在东欧,多数治疗毒品的长期项目都远离市区,并且没有托儿服务。很少有女性能抽出6个月或以上的时间,抛开子女或父母进入这样的机构戒毒。

伴随着吸毒女性的刑罚和屈辱意味着她们不太可能像男性那样主动承认因吸毒行为而需要帮助。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登记接受戒毒的女性数量很少。就像在某些文化中女性要等男性和儿童吃过之后才能吃饭一样,她往往会用丈夫用过的针管注射,从而导致感染艾滋病毒或丙肝的风险升高。性交易和吸毒人群高度重合同样导致女性的感染风险更大。

此外,世界各国女性的弱点也往往被国内贩毒体系所利用。

曾经有一名肯尼亚女性将可卡因带入英国,而我曾与逮捕她的伦敦机场官员对坐谈话。他透露招募者曾经告诉这位女性,即使她被拦住,其后果也仅仅是遣返,因为她既是一位女性也是一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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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半公斤可卡因就会带来10年的强制刑罚。一旦被囚禁在国外,这些母亲既没有法律支援也没有经济资源,往往会失去与家中子女的任何联络。

必须对禁毒政策进行改革以期纠正刑事司法、医疗卫生和福利制度方面的系统性错误,避免让陷入毒品战交叉火力的女性困境进一步恶化。为戒毒女性提供托儿服务的政策可能会招致全世界道德制高点占领者的强烈谴责。但只有以对性别敏感的眼光来审视禁毒政策并致力于减少伤害,我们才能扭转禁毒战争的不利局面,阻止世世代代最为���弱的妇女和女童继续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