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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伦理

伦敦——因为非洲大片地区史无前例地遭到埃博拉病毒的侵袭,很多人提出是否该允许未经测试的药物和疫苗投入使用。因为这种病能致死高达90%的感染者——死亡率甚至超过鼠疫——放松临床规范似乎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但这项建议诱发了复杂的伦理问题——而局势的紧迫性又不让人有太多时间考虑。

埃博拉出血热之所以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是因为传染性疾病大多非常狡猾。病毒的传播起源于动物种群,而动物体就像病原体发展变异的蓄水池。研究人员因此很难跟上传染病的变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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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个原因是制药企业对生产疫苗越来越失去兴趣。事实上,今天生产疫苗的企业只有4家,而50年前有26家疫苗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知道生产疫苗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因为缓慢的制造过程(尽管新的加速方法让人们有了些许希望)造就了漫长的导入期。

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疫苗生产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后期反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情绪甚嚣尘上就是一例。同样,2004年纽约医学科学院一项调查显示担心早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天花疫苗副作用的民众是担心疾病本身者的两倍。

天花等传染病不温不火助长了人们的自满情绪,导致对拒绝接种后果认识并不充分。疫情爆发时人们迅速改变想法,要求快速完成疫苗生产和流通。这或许是件好事,但这并不现实。

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最近宣布正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学院一道开展埃博拉疫苗的试验工作。但试验工作还仅仅处在毒理测试临床试验I期。因为还要完成两个阶段的试验,疫苗不会在2015年之前面世。

试验过程引发了人们对过度繁文缛节的攻击。但这样的批评其实缺乏依据,因为接受试验的药物可能造成严重疾病甚至死亡。事实上,I期试验——也称为“I期人体试验”——既危险又在道德上非常棘手,这意味着必须秉承极度的小心谨慎行事。

2006年,新药TGN1412的I期试验被迫暂停,因为本来健康的志愿者表现出多器官功能衰竭,有些人将将逃过一死。伦敦学院药理学家特雷佛·斯马特认为很多受试者可能永远无法彻底康复。

但如果受试者本来已经患病?1996年,在尼日利亚北部脑膜炎大规模流行期间,制药公司辉瑞向医务人员提供了口服抗生素特洛芬,目的是与另外一种药物头孢曲松钠进行对比。

特洛芬试验期间有11名儿童死亡,其余的人留下了终身残疾。但特洛芬试验的死亡率还是比脑膜炎未经治疗低得多,这为今天服用未经试验的埃博拉药物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使用实验性血清Zmapp合乎伦理——这是一组混合基因工程抗体,旨在协助患者对抗埃博拉病毒。Zmapp还从未进行过人体试验,也从未获得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认证。

目前仅有极少量Zmapp存在,就连小规模生产也需要等上几个月。这使人们在道德上陷入两难境地:这样的稀缺资源该分到谁的手里?

起初的三剂Zmapp被用于美国医学传教士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怀特博尔,两人最终都得以康复,余下的一剂用于治疗西班牙神父米格尔·帕哈雷斯,帕哈雷斯现在已经去世。有人从实用角度对选择布兰特利和怀特博尔这一引起广泛争议的做法给出了解释:理应先治疗医务工作者,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为他人提供帮助。但选中75岁高龄的帕哈雷斯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灭。

为三名非洲医生提供治疗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实用主义选择标准的可信度。无论如何,现有的Zmapp资源已经耗尽。

需要注意的是从实用主义出发配给稀缺医疗资源的做法具有极大的争议。二战期间,当军医被迫配给有限的青霉素时,他们决定优先治疗性病患者,因为这些人可以更快地重返战场。但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更有资格得到药物。

如果把类似的道德因素加入到埃博拉病毒的治疗,我们可以说非洲人比西方人更有备选资格,因为非洲的医疗系统抵御埃博拉病毒的能力较弱。但你也可以说西方医务工作者有资格得到优先救治,因为他们主动去往疫区,救治那些别无选择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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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争论要想达成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更糟的是,利用社会而非医学标准配给治疗机会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只要回忆一下西雅图臭名昭著的“上帝”委员会,该机构曾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依据收入、去不去教堂甚至是不是童子军成员分配当时稀缺的肾透析资格。利用社会标准分配治疗机会自此后就变得臭名昭著——而且这也是罪有应得。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