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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omparing Ukraine’s situation in 2024 to Europe’s in 1941, Russia’s defeat seems entirely possible. But it will require the West, and the US in particular, to put aside domestic political squabbles and muster the political will to provide Ukraine with consistent and robu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compare Russia's full-scale invasion to World War II and see reason to hope – as long as aid keeps flowing.
Current debates about Israeli policy are rife with double standards, leading to absurd decisions like Germany’s recent cancellation of a pro-Palestinian gathering. By quashing legitimate speech and assembly, an Israel-aligned establishment risks inciting precisely the kind of anti-Semitism that it wants to prevent.
worries that the double standards applied on Israel’s behalf will lead to an anti-Semitic backlash.
哥本哈根－今年十二月，全球领导人将齐聚哥本哈根，就降低碳排放的新气候变化公约进行谈判。然而，鉴于该会议创立的方式，它不可避免的是要失败的。最好的期望是，我们最终能吸取这一教训，以更聪明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发展中国家必须承诺对碳排放进行实质性的减排。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将会是21世纪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因为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时期，发展中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非常少，所以《京都议定书》豁免了它们的减排义务。欧洲也勉强承认，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富裕国家的减排效果有限。
有人可能想让我们相信，让中国和印度承诺减排会很简单。根据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说法，“曾经不愿意参加应对气候危机第一阶段全球行动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成为主动要求采取行动和实施坚决措施的领导者了。”
但是，和戈尔一同获得诺贝尔奖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金德拉·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并不如此肯定。他最近告诉一些印度听众，“当然，发展中国家会被豁免任何此类的限制，但是，发达国家肯定要消减排放。”
很可能帕乔里对了而戈尔错了：在没有巨大收益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都不会承诺进行重大的减排。
他们的理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最大的因素是碳减排高昂的成本和微小的回报。尽管有几次这样做的努力——1992在里约热内卢和1997年在京都的努力——都没有在排放水平上取得进展的事实，减少排放仍然是环境保护主义者讨论的对气候变化的唯一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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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过去有关气候变化的协议走得不够远，但是，《京都议定书》实际上被证实是过于雄心勃勃了。它预想的减排95％都没有发生过。然而，即使在本世纪《京都议定书》被完全加以执行，它也只能以每年1800亿美元的代价，给气温降低无足轻重的华氏0.3度（摄氏0.2度）。
中国和印度现在正在经历帮助几百万人口脱离贫困的快速增长。印度对外事务部长穆克杰(Pranab Mukherjee)最近说，“印度对气候变化非常关注，但是，我们不得不从消除贫困以使所有的印度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紧迫任务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并且，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说，“因为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所以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量化的减排限额是很困难的。欧洲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其工业化进程，但是对中国来说，中国的工业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有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考虑到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影响，所有国家都必须采取行动。但是，如果对中国进行更近仔细的观察，这个观点就会瓦解。
气候模型显示，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中国实际上会从全球变暖中受益。温度升高会推进农业生产并改善健康状况。在热浪中死亡的人数会增加，但是，在冬天被挽救的生命会更快地增加：变暖对冬天的最低温度比对夏天的最高温度，有更巨大的影响。
有中国和印度应遵守碳排放标准的几个理由——也有它们抵制这样做的压力的令人信服力的理由。
除非中国和印度在某种程度上被包括进来，否则《京都议定书》的后续协议都不会成功。为了将中国和印度纳入进来，欧盟提出了不可避免近乎荒谬的向发展中国家行贿以使它们参加的建议——到2020年，每年为此付出的代价为1750亿美元。
在发生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欧洲公民还要承担贿赂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负担，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是，更可悲的是，这些钱是用来收集发展中国家的废料堆排出的甲烷，而不是用来帮助这些国家的公民应对像健康和教育这样更紧迫的问题。
对花费如此之大而收获如此之小的减排状况，有一个可以代替的选择。减少碳排放所付出的成本，仍然要比减排所带来的好处多得多。我们要让减排更便宜，以使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有能力为环境作出贡献。这意味着，我们要在致力于发展低碳能源的研究和开发上，进行更多的投资。
如果每个国家都承诺投入其GDP0.05%的资金来开发非碳排放能源技术，那么，这就会变成每年250亿美元的投入，即比现在全世界投入的资金多十倍。然而，这样做的总投入仍然比《京都议定书》所需的支出便宜七倍，并且比《哥本哈根议定书》可能的支出便宜许多倍。这样的规定可以保证富裕国家投入更多的资金，从而减少应对气候变化争论中的许多政治情绪。
几十年的会谈没有对碳排放产生任何冲击。期望中国和印度在受益很小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碳排放减排，会将哥本哈根会议置于一条肯定是另一个失去的机会的道路之上。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带来的挑战可以变成我们改变方向，结束我们对减少排放的沉迷以及转而关注研发的推动力——关注研发更为明智而低廉，并且可能实际上带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