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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萨林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匝道”能奏效吗?

发自剑桥——上个月,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主席杰布·亨萨林(Jeb Hensarling)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了一次内容广泛的演讲,提议彻底改革美国金融监管制度。 关于金融危机的责任,亨萨林一面指责监管机构,一面为华尔街开脱;谴责政府资助下的银行救助行动;还将2010年的多德 - 弗兰克金融改革立法视为夺权之举;并呼吁国会强化对美联储监督。

大多数亨萨林的提议——即便如今得到了一份党派意味浓厚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文件和一篇有偏向性的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支持——在政治上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提案都必须得到参议院60票赞成以及总统签字方能通过),同时也已经被民主党尖锐批评为过于冒险和偏袒银行——大多数提议确实如此。即便如此,亨萨林的其中一项理念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那些愿意增加自身可用资本金的银行是否可以摆脱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监管,照他的话说,与其大家都挤在一条路上,为何不能安排一条“匝道”让一些人能选择另一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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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政府之所以会为银行存款做担保,是因为银行破产可能会损害整个经济。这引发了道德风险,因为银行为了增加大股东的收益,会疏于管理那些实际上属于公众的资金。它们毫不介意去冒巨大的风险,反正出事了只要把银行交回给政府来去偿还储户和其他债权人就行了。反之一旦博赢,银行及其股东们就赚大了。

监管机构使用两个关键措施来遏制这种冒险行为:它们要求银行持有更多资本,并保证投资,贷款和操作比银行计划中更为安全(也意味着潜在利润减少)。因为这两大核心监管手段都指向同样的目的,所以理论上是可以互相替换的——监管机构可以将银行的资本要求设置到极高水平,也可以将银行活动的风险程度压得极低。在实践中,由于监管机构都无法做到完美,所以它们选择在两方面都做一些规定。

亨萨林的“匝道”提议就构建于这一权衡之上,给银行更多的回旋余地以决定自身是否想少风险或更多的资本。基础的监管将会是两个手段的典型混合物,但个别银行可能会选择更高的基本要求以换取参与高风险投资和运营的许可。换句话说,它们可以通过提高一种调控手段的约束来换取另一种调控手段的松绑。

这在概念上是合理的。但亨萨林对其提议的阐述中存在一些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

第一,亨萨林提案将对那些“匝道”选项银行的资本比例要求太低,只相当于总资产的10%。这虽然高于当前的水平,但并未高到足以保证银行的安全性。

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各自意识到,许多遭到2007~2008年金融危机威胁的银行都需要比当前水平多一倍的资本金才能全身而退。而如果要推行亨萨林提案的话,由于对风险的规管有所降低,这一资本金水平必须更高。只有当资本金比率被大幅提高——达到“震慑”的水平——那些银行高管才会意识到在放宽监管指令的情况下,承担过度风险是不符合银行自身或其股东利益的。

亨萨林提案的第二个问题是,只要企业所得税政策不变,银行都会拒绝这一做法。正如我在从前的评论文章以及近期与迈克尔·托奇(Michael Troege)合作发表的学术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要求银行保留更多的资本金会导致它们的收税金额上升,因为它降低了可以用来抵税的债务水平,增加了应纳税的股权。如果税法不改革,很少有银行会觉得权衡政策有吸引力,因为较高的税收将抵消采取采纳亨萨林提案的回报。

第三个问题是个逻辑问题:亨萨林方案将硬性规定那些选择走监管“匝道”的银行应该达到哪些标准参数并将其写入法律,从而束缚了监管机构的手脚。一旦银行达到了10%的资本金,监管机构既无法阻止其实施关键性兼并行动,也不能将其定义为具备系统重要性和风险的机构。由于金融环境变化极快,那些比国会更能适应新环境的监管者应拥有自由裁量权去设定资本金要求和贷款风险的权衡标准。但在亨萨林方案中,它们无法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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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凶险的是,在废除大部分的多德 - 弗兰克法案风险监管之后,亨萨林方案将几乎完全消除了银行选择“匝道”的激励因素。不会有足够的监管措施让他们觉得有必要选择另一条道路。于是乎银行可以鱼和熊掌兼得。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监管机构应该感谢亨萨林提出了一个灵活框架权衡的概念。虽然这一提案的具体细节有待商榷,但至少这一概念具有真正的潜力。可能可能催生一个更具活力——也更安全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