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时代的就业

发自新德里—被新冠疫情所加速的其中一个最重大社会经济变革莫过于数字劳动平台的崛起。虽说基于平台的就业在疫情前就已实现指数级增长，但封锁和居家令的结合以及随之提升的远程工作依赖度都使它们的扩散和使用强度急剧增加。

而关于数字就业平台的迅速扩散究竟对工作的本质和雇佣关系有何意义这个问题，各方的讨论至今相对较少。而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重要报告则为许多问题给出了答案，并额外提出了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是基于平台的工作？平台实际上是一些连接着商品/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字市场——套用到就业平台上，就是连接着劳动者和那些使用他们劳动的人。

由于具备分散性和明显的非等级特质，数字化劳动平台与旧有的就业交换存在极大差异。它们还会让人产生一种不干涉的客观印象，因为其所作所为看似只是简单地将各行为者的意愿和反应汇总在一起——尽管在汇总过程中使用的算法已被证明会产生自身独有的等级和歧视形式。

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主要关注两种类型的数字劳动平台：基于地理位置的平台在特定物理区域内提供工作或服务，涵盖出租车和送货，清洁和修理等家政服务以及各种形式的护理服务。

与此同时，基于网络的在线平台则涵盖了可以在世界任意地点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可能是特定的短期任务，比如给图像添加注释或转录视频，又或者涉及翻译、法律或金融服务、设计和软件开发以及数据分析这类复杂高技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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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类平台的规模都在急剧扩大，但人们往往会更加容易察觉到那些在某些地方几乎铺天盖地的地理位置型平台。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平台数量已经从2010年时的142个增加到了2020年的近800个，其中基于网络的在线平台数量增加了三倍，而基于地理位置的平台则增长了近十倍。

今时今日，各类企业——从财富500强到要找人执行特定任务的初创和小型企业——都依赖在线就业平台。总的来说平台大大降低了劳动者和劳动使用者的搜索成本。

通过这些平台获得工作的人数难以统计，部分原因在于不清楚有多少人将这些平台视为唯一收入来源。但一些调查显示执行过某些平台工作的欧洲人口比例在9~22%之间。

大多数数字劳动平台的运作方式是获取劳动者信息并将其分享给那些可能使用劳动的人。与间接与之打交道的劳动者数量相比，平台自身的雇员数量往往极少。比如自由职业者工作平台PeoplePerHour作为中介为240多万技能劳动者提供了工作，但平台自己只有约50名员工。

通过对1.2万名平台劳动者的全球调查，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如果劳动者从基于地理位置的平台接活，那么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会来源于此，相比之下在线平台劳动者中只有约1/3（发展中国家的比例相对较高）主要依赖平台获得收入。

有趣的是，尽管平台按理来说抹平了地域差异，但在线平台上却依然存在跨国工资差距。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发现，以各自由职业者平台为例，即使排除了年龄和教育等基本特征以及所从事的任务类型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收入依然会比发达国家平均低60%。

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通过数字劳动平台获得工作的人实际上是自雇者，平台本身不承担与工资或报酬、工作时长和工作条件相关的责任，相反一些基于地理位置的平台（特别是送货和出租车服务）已然受到各国的监管和法律审查，其地位正逐渐向雇主靠拢，但这仍然是例外。

此外，平台工作——无论涉及多么高的技能——通常都会要求按件计酬。而自古以来计件工资劳动者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明摆着的：朝不保夕的收入、极不平等的风险分配、以及破坏劳动者自主权和灵活性的自我剥削倾向。

还有人担心平台往往缺乏透明的算法以及向劳动者收取的费用和佣金，而劳动者普遍无法拿到任何申诉赔偿，且往往无法与平台运营者进行真正的沟通。此外劳动者对非面对面全球竞争的认识可能会加剧其无力感，使他们的薪酬水平受到越来越大的下调压力。

对劳动者来说这确实是个勇敢新世界，既有一些新机遇，也存在众多挑战。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平台通常与劳动力的非正规化联系在一起，但在以非正规劳动者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平台有时可能是迈向正规化的一步。

那么监管该如何应对这种似乎对劳动者极为不利的新旧雇佣关系？显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雇主的定义并更详细地规定其责任和劳动者的权利。我们还需要更加广泛灵活地考虑劳动标准并将其推广到计件工作中。

只有一部分工作是可以在国家层面完成的。由于数字劳动平台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运作，国际政策协调也必不可少。如今世界正再次认识到全球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而对平台工作的监管也应该被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