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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全球化与发展中世界

伯克利—全球化正在进入新时代,其特征不仅包括跨境商品和资本流,也包括日益增加的数据和信息流。这一转变似乎有利于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提的各个产业在运用数字技术于产品和经营方面位于前沿位置。发展中国家会远远落后吗?

几十年来,争夺全球低成本制造业务似乎是低收入国家在发展阶梯向上攀爬的不二法门。全球商品贸易占世界GDP之比从1985年的13.8%(2万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6.6%(16万亿美元)。受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和外包的驱动,新兴市场在蒸蒸日上的商品贸易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到2014年,它们已经贡献了一大半的全球贸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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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大衰退以来,全球商业贸易增长陷入了停滞,主要原因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需求萎靡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但更深层次的结构变化也在起作用。许多公司正在简化和收缩供应链。对于很多商品,自动化意味着生产地和外包决定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人才质量、基础设施、能源成本和上市速度在这类决定中的权重日益增加。在不久的将来,3D打印将进一步降低商品长途航运的需要。

如果全球商品贸易相对全球GDP的水平确实已经见顶,那么对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穷国来说,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更加困难了。但全球化本身并没有退缩。尽管自2007年以来,全球商品贸易陷入了停滞跨境金融流大幅下降,但数字信息流大幅增加:过去十年中跨境带宽增加了45倍,将思想、知识内容和创新传向全世界。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的新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跨境流动将世界GDP推高了10%左右——光是在2014年,就增加了7.8万亿美元。数据流贡献了其中大约2.8万亿美元,其影响大于全球商品贸易——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发现,因为世界贸易网络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而跨境数据流出现只是最近15年的事。

数字化破坏一切:换手的商品的性质;潜在供应商和客户范围;交货方法;以及全球经营所需要的资本和规模。数字化为更多类型的企业、个体和国家扩大了参与全球经济的机会。数字化还让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公司有机会重新定义比较和竞争优势。比如,在低劳动力成本是全球制造业价值链最重要的因素的情况下,美国在世界一直处于劣势,但数字全球化让它在技术和创新方面获得了直接优势。

表面上看,数字全球化的趋势似乎不利于拥有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但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主导着MGI最新的连通性指数(Connectedness Index,对各国就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和流出量相对于它们在每一类流动上的规模和比重进行排名)。这些流动严重向一小撮国家集中,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和新加坡,领先者和落后者之间差距巨大。中国是在这一指数上跻身前十的唯一一个新兴经济体。

但数字流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参与全球经济的新途径。接近于零的数字通讯和交易边际成本给大规模跨境商务创造了新的可能性。阿里巴巴、亚马逊、eBay、Flipkart和Rakuten正在把全世界数百万小企业转变为“微型跨国”出口商。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可以克服地方市场约束,与全世界客户、供应商、资金和人才互联互通。已有12%的全球商品贸易通过电子商务渠道进行。

此外,一国不需要发展自己的硅谷就能受益。全球数据流网络外围国家可以获得比核心国家更大的收益。数字联系促进生产率增长;事实上,它们可以帮助发展中经济体通过让商业部门接受思想、研究、技术和最佳管理和运营实践,以及构建服务于全球大市场的新渠道站到生产率前沿。

但除非各国构建好连接庞大的世界离线人口所需要的数字基础设施,否则互联网无法带来这些效率和透明度改善。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数量现已突破32亿,但在2015年底,57%的世界人口,或四十亿人,仍没有接入互联网,而许多互联网用户只使用基本的手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连通性太低,太不可靠,太昂贵,以至于企业家和个人无法充分抓住新的全球商业和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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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也需要跟上语言和数字技能的新要求。40%的世界人口已经接入互联网,但20%仍然不具有读写能力。据另一份MGI最新研究,在全球数字技术普及方面也存在巨大的性别差距,而无法接入互联网阻碍了女性的经济和社会赋权。没能促进性别平等、投资于教育以及采取更广泛的治理和监管的落后国家有可能在获取全球化的巨大收益方面进一步落后。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受数字化和比较优势的快速变化的驱动,它可能破坏地方产业、公司和社区,导致工作岗位损失,即使它能够刺激更高的生产率、提振总体就业、给整个经济带来收益。政府必须谨慎考虑这些权衡,制定支持因为全球流动而受害的群体的方法,给他们指明扮演新角色、过上新生活的道路。讽刺的是,尽管数字化增加了全球化苏能提供的机会和经济收益,但反对全球化的政治阻力正在许多地方日渐得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