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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设想的结束

剑桥—2020年代将是抹除“把问题留给市场去解决”这一概念的最后一个10年。这一观念至今已存在了大约40个年头,已然给社会和环境造成了不可计量的破坏。

我们之所以有自信这么说,是因为数字经济的本质。长期以来的经济理论认为,企业/个人通过自身行为实现理论/“实用效用”的最大化,从而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但这个经济理论未曾站得住脚。若真如此,那么企业扩展自身规模的意义是什么?广告商又何必使用社会压力来控制消费者?然而,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中,已经不再是某一方依赖于另一方,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以如今世界上遍地开花的数字平台为例。全球范围内之所以只有寥寥数个数字平台领导者,一个原因是网络效应的存在:一个平台匹配食客口味与餐厅的水平更高,或帮助用户与其他用户沟通的能力更强,拥有的用户数量就越多,平台就越能给用户带来利益。随着平台的逐渐扩张,平台给每个人所带来的利益也往往加速增长。

或以数据的重要性为例,数据量的高速增长加速了人工智能和其它创新服务(以及不太积极的数位广告市场)的发展。数据具备标准共有商品(如空气)的技术经济特点,即“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多个个体可同时使用数据而不减少数据总量。根据基本经济学,不可期望市场能够去有效地产生与分配此类商品。

此外,经过加工处理,原始数据将成为携带重要信息的知识。即使该信息是由某个个体所提供,但也通常会涉及到其他个体或其它数据。换言之,以数据为驱动的知识的价值在于其社会环境。

数字化扩展了全球经济链,将数百万企业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如今,社交媒体对消费者需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经济进步也比之以往能受到理念的驱动,这些理念因人而存在,因人的交流而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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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支撑传统经济对策)针对根本缺陷进行观察的方法存在已久。已逝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杰克·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基于其博士学位论文撰写了一部著作,该著作发表于1952年,其中指出:人会影响他人的喜好,企业会影响其它企业的生产成本(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运营规模)。当然,假设相互依存关系可忽略,那么经济分析将更容易实施。但同时,鲍莫尔(Baumol)又曾写下这么一句话,即“这种假设并不中立(客观),必将促成自由放任主义”。

进一步论,如果这种假设是错误的,那么结论也定然会是错误的。1980年代以来发生的某些破坏性的经济政策即可反映这一点。譬如,金融市场放松管制导致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司控制权市场”导致了并购热潮,许多经济领域的集中度也因此提升。此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公司将提升自我盈利视为唯一社会责任,从而鼓舞了高薪高管忽略因公司业务所造成的环境和社会破坏。自由放任主义的“自由”市场只是空想,如果个体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后果,那么市场将由贪婪和权利支配。

以上,并不是认为“提出新的政策方针”是更简单的办法。正如我在其它文章中所详细阐述的,政府和市场的失败往往因相同的原因发生于相同的环境背景之下,包括信息不对称、不确定度、不完全契约,以及委托-代理问题。总的来说,政府实施标准措施还是会比自由放任更可能取得成功。此时,数字经济的形式使得这些经典的挑战更为严峻,而我们也仅仅只是初步思考如何解决该问题。如今,数亿计的人生活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区域,以不可计数的途径进行相互交流,却依赖于在数万里外的政府(/我们)实施行动,便可不必奢求能够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了。

最近,大量关于竞争政策和数字管制的全球报告持续发布,对问题的可行性答案仍正在探索。然而,学术经济学已经落后于形式。正如托马斯·菲利波(Thomas Philippon)在其近期出版的优秀著作《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The Great Reversal)中提到,在对美国经济的日益失衡进行研究时,“经济研究与政策之间的差距令我咋舌”。

政策制定者深知需要更尖锐的分析工具才能够指导经济,从而促发新一轮的广泛的经济进步。为了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帮助,经济研究人员则必须抛弃他们的不科学观念,抛弃“个体交易在自由市场中是孤立的,对其它不产生影响的”这种假设,聚焦于2020年代的实际的经济背景。

https://prosyn.org/mMeYyKV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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