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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能有助于穷国吗?

伯克利—将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化,以此改造福利国家,这一古老的概念最近成为政治界的时髦想象。左翼将它视为一个简单的、具有潜在完整性的减贫良药。右翼将它视为打破复杂的福利官僚、同时兼顾一些社会转移义务,并且不会显著减弱激励的方法。而在机器人可能取代诸多行业的工人时,它又为惨淡的未来提供了一些保证。但它真的管用吗?

目前,这个问题主要在发达国家被着手解决——并且数字看来情况不妙。尽管据信加拿大、芬兰和荷兰目前都在考虑基本收入的概念,但一些著名的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警告这完全是不可承受的。比如,在美国,在现行制度下,向每位成年人每年发放10,000美元救济——低于官方单身贫困线——就将耗尽几乎所有联邦税收入。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算计,让瑞士选民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全民公决中一边倒地拒绝了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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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低收入国情况如何?事实上,在贫困线较低、现有社会安全网管理起来事倍功半的地方,基本收入在财政上很有可能是可行的——从社会角度更是令人向往。

以印度为例,印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官方贫困线是很低的。拥有所谓的“低于贫困线”卡片的公民有资格获得政府救济,但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穷人没有这张卡片——而有大约非贫困者拥有这张卡片。

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以扶贫为初衷的福利最后落入了境况较好的人手中,而许多福利发放对象却没有获得福利,原因既有政治和行政勾结,也有真正的结构挑战。如果就业岗位集中在非正式部门(主要是自雇者),没有任何正式的账户记录或收入数据,收入调查将很难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识别穷人可能成本高昂、腐败、复杂、引起争议。

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消除大量此类混乱。问题在于政府是否能够承受而不需要增加纳税人负担和破坏经济激励。

在印度,答案也许是肯定的。如果印度12.5亿人口没人都获得每年10,000卢比(149美元)的基本收入——大约相当于官方贫困县的四分之三——则总支出将达到GDP的10%左右。德里国家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所估算,印度政府每年向境况较好群体发放的暗补和明补便远高于这一数字,更不用说公司部门的税收减免了。只要取消一些或全部这些补贴——当然,卫生、教育、营养、农村和城市发展计划以及环境保护支出除外——政府就可以确保向所有人——无论穷富——发放合理的基本收入的资金。

如果政府缺少取消足够的补贴的政治勇气,那么还有两个选择。它可以采取措施提高税收收入,比如改善房地产税(目前极低),也可以降低引入和基本收入水平。

政府不应该做得是用其他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来支持基本收入机制。进本收入可以取代一些被极端扭曲的福利支出,但它无法代替(比如)公共教育和医疗、学前营养计划或公职岗位就业保障。毕竟,基本收入仍然十分有限,也没有办法确保个人会将其中足够多的部分用于实现有利于社会的教育、医疗和营养水平。

如果将这些局限性考虑在内,没有理由认为基本收入计划不能在发展中国家起作用。事实上,最常见的反对基本收入机制的观点根本没有说服力。

根据批评者的说法,主要的弊端在于基本收入会削弱工作动机,特别是对于穷人而言。其逻辑认为,由于工作的价值不止于收入,因此这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比如,欧洲社会民主派担心基本收入可能破坏作为当前社会保险计划基础的工人凝聚力。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非正式部门的工人已然被排除在社会保障计划之外。并且可行的基本收入必然不足以(至少现在如此)让人们完全将工作抛诸脑后。

事实上,在最贫困群体中,基本收入能缓解目前严重超负荷工作的人的一些压力——特别是女性,从而增强工作的尊严和凝聚力增强效应。自雇人员,如小型生产商和销售商,不必时时为生计担心,能够进行更具战略性的决策,增强他们面对贸易商、中间人、债权人和地主的讨价还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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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基本收入的最后一个理由是穷人将把钱用于对个人或社会不利的行为,如赌博和酗酒。但包括厄瓜多尔印度、墨西哥和乌干达在内的多国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经验并没显示出多少这些不当用途的证据;总体而言,现金被花在了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上。

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所构想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也许在发达国家还操之过急。但这一机制在发展中国家中不应该被否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决定了它们可以抛弃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的福利计划而另辟蹊径。基本收入不是万灵丹;但对于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的超负荷工作的发展中国家公民而言,基本收入显然可以让他们喘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