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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健康的新方向

纽约——今天的国际合作状况很容易令人感到失望,但全球健康依然是各国合作取得显著进展的领域。过去十几年来,国际行动已经为数百万人提供了抗艾滋病毒/艾滋病治疗、拓展了儿童免疫范围并推动各国大幅增加对从疟疾到产妇保健等其他健康挑战的全球支持。

对全球健康事业的国际支持是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繁荣和民众福祉。这样的投资全球富裕国家完全能够承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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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美国是全球健康援助资金的主要赞助国,2013年上述投资在美国总支出中仅占0.23%的份额。但投资回报却令人叹为观止。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数百万得不到救治将死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患者生命依然在延续。受援国越来越能实现自给自足——并有能力开展更好的贸易和战略合作。

但中低收入国家的健康需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城市化、全球贸易和消费者市场的急剧变化——富裕国家的类似变化发生在数十年前——正在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在依旧贫困的国家上演。上述趋势带来了卫生设施改善和粮食产量增加等可观的健康福利,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埃博拉就是个举世闻名的例子。截至去年底,死于埃博拉的人数不足2,000人,而且从1976年该病毒最初发现开始,死者全部集中在中非地区。2014年死于埃博拉的人数却已超过原有数据的3倍,埃博拉国际感染病例充斥着晚间新闻,令最近美国州及地方选举的选民们感到寝食不安。

主要原因是中小型城市的发展。城市化在西非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相比北美和欧洲的0.2% 和 0.3%)。结果导致百万人以下级别的定居点迅速扩张,但相关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却非常有限。

如此拥挤的城市是埃博拉等新型传染病理想的孵化器。随着地区贸易增长和流动人口增加,疫情很可能在国际控制措施合围前快速发展。

国际健康需求变化的另一个例子是心脏病、癌症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NCD)在中低收入国家增长极快。上述疾病曾被认为仅仅是富裕国家才需要面对的挑战,但今天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致死及致残原因,仅2013年就导致近8百万人逝于60岁生日之前。

在由外交关系委员会资助的一份近期报告中,我们重点强调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在发展中国家不断上升和国际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所取得重大成就间的对比。从1990到2010年,中低收入国家非传染性疾病的致死及致残率比传染性疾病的下降速度快300%。

近期导致埃博拉疫情背后的某些因素同样驱动着非传染性疾病高企的发病率。新兴经济体密集城市住宅区的居民往往要面对室内室外污染,而且很难摄取到充足的营养。上述国家绝大多数医疗系统缺乏慢性病和预防保健的经验,也欠缺最基本的消费者保护。发展中国家吸烟率从1970到2000年增长了两倍。而在高收入国家可以预防的子宫颈癌或可以治愈的糖尿病等疾病在发展中国家往往与死刑无异。

国际投资并未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健康需求,特别是在非传染性疾病领域。2010年,因艾滋病毒/艾滋病致死或致残而损失的单位年寿命对应69.38美元的国际援助(根据扣除伤残因素的寿命年数,即 DALY计算);疟疾扣除伤残因素后的寿命年数所对应的国际援助是每年16.27美元,而产妇、新生儿及儿童健康问题扣除伤残因素后的寿命年数所对应的国际援助是每年5.42美元。但心脏病、癌症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扣除伤残因素后的寿命年数所对应的国际援助却仅有每年0.09美元。

与此同时,新型非传染病疫情正在不断恶化。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目前预测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因上述疾病造成的损失高达21.3万亿美元

但在非传染性疾病领域完全可以取得进展。虽然高收入国家肥胖率一直攀升,但因心脏病、癌症及其他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早亡和残疾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成就背后的大部分工具和政策都成本低廉,但在发展中国家并未广泛采用。其中包括减少心脏病发作的低成本药物,以及在欧美大幅降低吸烟率的相同的烟草税和广告规则。某些试点项目已经将这些工具和政策成功纳入中低收入国家由捐款人赞助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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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十年,中低收入国家能以富裕国家2000到2013年的速度改善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环境,五百万人的死亡将能够得以避免。该回报率接近在艾滋病毒和儿童免疫领域最成功的全球健康投资,而且因为同样的原因应该是非常值得的投资项目:和平包容的全球经济需要以健康、高效的生活为条件。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