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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非洲医疗人才流失

牛津—不难理解,乌干达派遣近300名健康工人前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计划引起了人们的惊恐。据报道,该计划包括乌干达11名注册精神病医师中的四人、28名放射科医师中的20人和92名儿科医生中的15人。作为回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医生-病人比是比乌干达高12倍)将帮助乌干达开发最近发现的油田。

乌干达外交部长说,该协议是乌干达通过技能和技术转移促进国家利益的使命的一部分,也是一次通过为其公民提供就业机会换取外汇的机会。但这一说辞无法让乌干达的国际赞助者满意;美国已经表示严重关注,比利时也叫停了对乌干达医疗业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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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位朋友——一位妇科医师和一位儿科医师——已申请加入该计划。如果我仍在乌干达与他们共事,我也许也会被吸引加入其中。乌干达医疗专业人士具有很高的才华和资质。但他们的工作条件往往差到令人发指,需要作出巨大的个人牺牲。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会失去一腔热情,寻求其他地区的工作机会。他们知道,现状令人沮丧,必须做出改变。

我也知道。2009年,我即将成为乌干达第六名神经外科医师,在穆拉戈国立中心医院(Mulago National Referral Hospital,乌干达最高级的医院)就职。有时我们不得不因为排水系统故障导致废物回流至无菌环境而取消大手术。我们的人手严重不足。有一次,在连续倒班后,我实在筋疲力尽,不慎在为一名艾滋病毒阳性患者抽血时用针头划伤了自己。我接受了一个月的被称为“后暴露”(Post-Exposure,PEP)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并且因为治疗的副作用而不得不停止工作。与此同时,让我更加痛苦的是,政府扣发了我的薪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乌干达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之间的协议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工作人员招聘(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of Health Personnel)的全球规则,该规���旨在阻止从卫生工作者严重短缺的国家招聘人手。乌干达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将该计划称为“国家批准的人才流失”(state-sanctioned brain drain)。该智库已将政府告上法庭,试图迫使其收回成命。

但事实上,乌干达可能在不经意间被一项创新性政策所羁绊。如果该计划得到恰当的执行,将有利于医疗业和国家——筹集更多资金、强化医疗工作者技能和动力、创造一个侨民参与模式。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留住医疗工作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乌干达的经验。

当然,这类大面积招募可能对发展中国的医疗体系形成巨大的消极影响。但同样应该认识到,把医疗工作者绑定在一个失败的体系上是不明智的。必须找到办法鼓励医生为祖国医疗体系做出贡献,同时为他们提供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的机会。

要让计划起效,接收国必须同意只通过政府招聘医疗专业人士。然后,该国可以对员工的海外收入征税,用税收收入发展本国医疗体系。

此外,任何协议都应该你明确要求为被招聘医疗工作者提供教育和职业发展机会。接收国可以向新员工开放医学院和医疗培训计划,或资助其国内的医疗教育和奖学金。这样,乌干达等发展中国家不但可以培养更多的医疗专业人士,也将有资金派遣员工赴海外培训。

这类计划的影响可以十分深远,因为医疗专业人士短缺问题不仅局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量高资质医生移民到英国美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都在经历医学人才外流。大约35,000名希腊医生移民到了德国,而保加利亚也在“流失医生”,每年有多大600人外流(相当于该国每年医学院毕业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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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最严峻。高技能卫生工作者比例小于万分之22.8的国家八成分布在非洲,另有13%位于东南亚。如此短缺的结果在最近的西非埃博拉危机中暴露无遗。

麻烦在于乌干达和其他地区所谓的人才流失并不是这一医疗工作者短缺的原因。这只是已处于危机中的医疗体系的一个症候。最终的解决方案不是阻止专业人士赴海外工作;而是确保改善培训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这样,我们医疗专业人士才能专注于我们的本职工作:为我们的人民IT提供医疗服务。